前面已經指出，漢字的起源不是甲骨文，而是7000 年前就已經出現的契齒文。甲骨文只是是對成熟的契齒文理念以及字形的擴展和應用，是漢字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契齒文是甲骨文之基石。
大量的甲骨文要麼直接繼承契齒文字形，要麼將契齒文作為其關鍵部件。因此，對書契時代的歷史背景沒有充分的認知，對書契的原理和功能沒有成分的瞭解，就無法對契齒文的理念和內涵準確把握，這樣也就無法對建立在契齒文之上的甲骨文進行準確釋讀。
前面我們已經用契齒文對“玉”、“朋”、“我”等甲骨文進行的新的詮釋，下面對甲骨文“文”字進行重新解釋。同時，還要捎帶上金文“理”和“章”字。
“理”和“文”相對應，說“文”，必說“理”。“章”和“理”則聯繫密切，理解了“章”，才能理解“理”。“理”、“章”二字均無甲骨文，而只有金文。但是西周或晚商之金文也很古老，其成字原理與甲骨文同。
很明顯，甲骨文“文”字，是兩排契齒文的交差、交錯，每排契齒文由兩根或三根橫線（齒）組成。雙排契齒文是代表一對（朋）契的比對成功，完全相合，左右契是並排放置的，兩排契齒文也是平行的。
“文”字兩排契齒文的交錯，似乎是在展示一對契在做對比時，尚未完全並列相合之前，相互之間存在夾角的狀態。此時，比對者的注意力就會放在左右契的齒文上，以便於和儘快完成比對，檢測能否相合。
對左右契的齒文進行對比，是為檢測雙方是否誠信。左右齒文能夠完全重合，表示雙方都是誠信的。不能完全重合，則表示至少一方不誠信，做了假。因此，“文”是對誠信的記錄。重要的不在文本身，而在其記錄和承載的誠信。
也正是為強調內在的誠信，還有少數的甲骨文個例，在“文”字中間空白位置加了一個心的符號，成為帶心之文。而在後來的金文“文”中，帶心則成為常態。有些甚至以心為主，把心的符號畫的大大的，很誇張。見上圖。
金文“理”字由左右兩部分組成。左邊的部分很容易識別，是一隻拿著刀的手正在刻畫雙排齒文，即正在刻契，正在製作書契。難點在右半部分。
現代人總是基於象形原理，想當然地認為理的右半部分與田地有關。其實是一個倒置的“章”字，只是少了一橫，但是小篆的“理”則補上這一橫。弄清了“章”的內涵就會明白，多一橫，少一橫都是無所謂的。
“章”的金文是對一對已經完成刻畫的書契的真實再現。包括三部分，一個部分是一個圓圈。拿掉圓圈之後，剩下的就是表示已經刻畫契齒文的一對書契，包括兩個部分。上邊的那個長橫線或中間粗的橫線代表書契的頂部。頂部下邊的部分是一個由兩根橫線（齒）組成的契齒文。由於是刻在並排放置的一對契上，就呈現雙排契齒文的狀態。中間的豎線是左右契的邊界。
由於刻契的順序是自上而下，在第二根契齒上加圓圈，實質是表示在最後一根契齒上加圓圈。這是在表明，這對書契的齒文到此終止。加圈的目的，是做一個標記，以防止此後有人繼續往下刻，以做偽。齒文是數字，代表財富價值的。
同時，圓圈本身也起到一個再次加密的作用，為這對書契增加一重檢驗是否相合的符號。在以後對比時，不僅契齒文要完全相合，兩個半圓也要完全相合，才能證明這對契是匹配的。實際上，為了提高加密的程度，這個圓圈可能會被擴展成多重同心圓。
在我小的時候（80年代初），豫東村依然在使用由多組多重同心圓作為加密符號的木質書契。當時那裡的農村還存在一個業務叫“染布”。染布匠到村子裡走街串巷，需要染布的人家把布交給染匠。染匠拿出一對木質書契，長度在3、4釐米的左右，長方體，每隻契的一端都有一個小孔上，栓著一個繩圈。每對書契的一面都刻著幾組大小不同的多重同心圓，每一隻契上都是半圓。一隻契交給要染布人家，另一隻契栓在布上。
過一段時間布染好之後，染匠再次走街串巷，到各家門口把布送回。在取布時，就需要比對書契。取布人的書契與布上的那隻書契能夠完全相合，各個同心圓能夠完全復原，才能證明布是屬於取布人的。
因為在染布交易中，只需要確認所有權，而無需確認數量，所以其所使用的書契就無需刻上數字，即無需刻契齒文，而只需刻上單純可以檢驗是否相合的多重同心圓即可。是一種簡化版書契。
弄清楚這些情況之後，“章”、“理”二字的含義就很容易明白了。“章”最原始和主要的意思是做標記，也可以說是加密，防止別人作偽。第二層意思是，章節之章，有完成、終結之意。篇章、文章都是此意之延伸。
金文“理”字左邊是一個用刀刻畫雙排齒文的動作，右邊則是一對已經刻畫完成且家了密的書契。用做動詞，就是製作書契。製作就是將雙排契齒文刻畫上書契上，使木契呈現有文有條理的狀態，引申為“治理”。用作名詞詞，理和文一樣都是書契上契齒文的再現，都是文。只是，“理”字的左半部分又著重強調了雙排契齒文，前面已經指出，這更代表誠信和道義，而文則缺乏這一層。因此，理就比文更強調內在的誠信。
但總之，就實質上來說，文、理的關鍵部分都是契齒文，所要表達的意思都是誠信。因此，文、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相通的，甚至在很多時候，是完全可以互換的。
《論語·子罕》記載，子畏（受到威脅）於匡（地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記·高祖本紀》有這麼一段話，“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
這兩段話中的“文”都非外在之文，而是內在之理，與理等同。我們經常說的“天文地理”、“天文學”之“文”，其實也是理。
前面已經指出，甲骨文之前的中國文字有兩套系統。一套是日常生活層面，書契系統的契齒文，另一套則是理論占卜層面，易經系統的象數系統，即八卦符號系統。但是，無論是書契系統的契齒文，還是易經系統的八卦象數，其實質又都是數字，兩者都是數字符號。同時，兩者所強調的核心也是一致的，都是誠信。
一部易經實質就是圍繞一個“誠”字展開，具體表現為兩個概念，一個是“貞”，另一個是“孚”。“貞”就是守正，正就是自己的本心本性，因此，守正其實就是誠。而“孚”就是誠。
易經在形式上是占卜吉凶的，而在實質上，則是教人去“貞”，去“孚”的，即去“誠”的。因為未來吉凶的最終決定者，並非任何外在因素，而就在你自己“貞”不“貞”，“孚”不“孚”，即“誠”不“誠”，只要你做到“貞”、“孚”了，即做到“誠”了，未來一定是吉的。
《周易》爻辭中反覆出現“貞吉”、“貞兇”，《繫辭》解釋到“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吉”即貞了就會吉，“貞兇”即貞了就能克服兇，逢凶化吉，“貞勝”就是貞能戰勝一切，決定吉凶。
《益卦》九五爻說“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益”是政治卦，講述政府的行事原則，即政治原則。“益”就是增益天下，為老百姓增加利益之意。“九五”是天子之位，爻辭也是對天子提出的要求。
“有孚惠心”，就保持施惠天下蒼生的真誠之心，只要做到這一點了，無需再去佔問了，未來一定是大吉大利的，即“勿問元吉”。天下的老百姓也一定會對你給予真誠的讚譽，即“有孚惠我德”。
《坎卦》卦辭是，“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坎”就危險、艱險，“習坎”就是重重危險，險而又險，是身處天下最大的危險艱險的時候。此時，你就應該“有孚”，保持內心的真誠，堅定地按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去做。“有孚”之後，你就會“心亨”，內心想的開，想的通，消除鬱積，恢復和保持暢通的。內心暢通，世界就會暢通。然後，就會“行有尚”，你的行動一定會有好的結果，定會克服困難，迎來光明。
概而言之，“誠信”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利器。
正是因為在中國的雙重文化傳統中，無論是日常實踐的書契系統，還是理論占卜層面的易經系統，誠信都居於核心地位，因此後來的《中庸》總結說，“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能盡其性”。還說：“率性之謂道”。《周易繫辭》也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率性”、“成性”就是誠，誠、誠信就是道、道義。
“理”就是誠信之理，因此，理也是道、道義之理，即“道理”。故而，“文”、“理”、“誠”、“性”、“道”、“心”這幾個概念是相通的，有時甚至是相同的。所以，宋明儒家管自己的學問叫“理學”，叫“道學”，又叫“心性學”。堪稱宋明理學開山鼻祖的周敦頤，最重視的概念又在一個“誠”字。而宋明理學的核心主旨是“性即理”、“心即理”。
下面再簡單解釋一下，在中國傳統中本來相同甚至相同的“文”、“理”二字，為何在當今中國卻變成相反相對立的概念了，成為文科理科之文理。
現代科學體系中的文科理科之對立，源自基督教，當然也是一切宗教的人神對立。現代科學脫胎於基督教，但並非徹底地反基督教，而是繼承了其觀念內核。現代科學並非徹底反宗教的，而是隻是一種宗教改革。科學也並非是徹底非宗教的，而是一種新型的宗教。
宗教的核心觀念之一，就是人神對立的宇宙觀，認為神是世界背後的創造和決定者，人是要絕對服從神的。科學並沒有完全廢除基督教的人神對立的世界觀，而只是進行升級改造，換了一個馬甲而已。把人神對立改造成文理對立。
“文”就是宗教時代的“人”，“理”就是宗教時代的“神”。基督教的神是被構造全知全能的，這是為了給人一種外在的確信和確保，為人提供一種外在的絕對依靠。而現代科學中的理，被構造成客觀確信的。理與上帝在本質上相同的，都是在企圖為人虛構外在的絕對確信確保和絕對依靠。
現代科學系統中的文理之爭，實質上是人神之爭，宗教教派之爭。現代中國完全接受和引入了西方的科學系統，也就完全引入和接受了現代科學系統中的文理觀，然後將中國固有的文理觀邊緣化了，這就是當年韓愈所說的“入主出奴”。
象當年中國的佛教化一樣，當今中國的科學化，本質上也是一種宗教化。也會象中國佛教化後又反佛教化一樣，中國也最終會反科學教化，驅逐現代科學系統中的相爭文理觀，而恢復中國固有的相合文理觀。（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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