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偃王“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的说法,除《后汉书·东夷传》外,其他一些史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水经注·泗水》武原“县东有徐庙山,山上有石室,徐庙也”;
《明一统志》“徐山旧名武原山”;
《后汉书》注“武原故城在下邳县北,徐山在其东”;
《邳州志》“徐偃王墓在徐山……石室祠在徐山,徐偃王走死武原,民间凿山为宅祀”。
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原县东为徐山,本名武原山,山上有徐偃王墓或徐偃王庙,徐山东即为偃王所迁之地。
武原县即梁王城,城东的山今名禹王山,因山上有禹王庙而得名。按徐、禹均属鱼部,读音极接近,禹当为徐音之转。故禹王庙即徐王庙,禹王山即徐王山,也就是徐山。今禹王山顶部确有庙宇废墟,许多石柱础仍在,废墟中除时代较晚的素面小筒瓦、小板瓦外,还发现有汉代的大型绳纹瓦片,说明其时代是相当早的,当就是三国时仍然存在的人们祭祀徐偃王的“徐庙”。
徐山上除徐庙外,还有徐偃王墓。在禹王山北的坡地上及山脚下,发现有许多大型春秋土墩墓,当地称之为九女墩,目前已经清理发掘了5座。三号墓为平面呈凸字形的石坑竖穴墓,出土随葬品400多件,以工艺精美的青铜器为主,包括礼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兵器等,特别是墓中出土的一套编钟、编磬具有重要价值。
编钟共计19枚,其中甬钟4枚,最大者重26公斤;镈钟6枚,最大者重25公斤;小纽钟9枚,刻有铭文;编磬13件。编钟、编磬的形制与镇江北山顶出土的编钟、编磬基本相同,但器形明显为大。
墓中还发现有18个陪葬人。二号墓的形制与一号墓基本相同,规模稍小,但仍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青铜礼器、兵器等,同样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编磬,并有5个陪葬人。
四、五、六号墓均为竖穴土坑或石坑墓,有向东或向西的墓道,规模较大,六号墓还有二层台,并有5个陪葬人,可惜古代已被严重盗掘。
从这些墓葬的形制结构、规模及陪葬品的数量、特征看,墓葬时代为春秋时期,墓主人的身份是比较高的,有的可能就是诸侯王。
关于九女墩春秋墓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或认为是吴墓,或认为是徐墓。认为是吴墓的主要依据是二号墓出土的一组编镈上刻有“余攻王之玄孙”的铭文,一般认为“攻王”即吴王。
吴国在阖阊夺取王位以后其主要的目标是楚国,并于阖闾九年攻入楚国的郢都。此时,越国兴起,并对吴构成威胁,阖闾也被射伤,不久病发而死。吴王夫差即位后,开始主要是要报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根本无暇北顾。吴国真正地经营淮河以北是打败越王勾践之后。
夫差七年,北方的霸主齐景公死,国内混乱,夫差认为有机可乘,遂率兵北上讨伐齐国,并取得胜利,从此开始“留略地于齐鲁之南”。夫差以“齐鲁之南”为基地,多次攻打齐国,并于十四年与众诸侯举行黄池之会,意欲称霸中原。
就在这时,越王勾践乘吴国后方空虚之机攻入吴都,吴国从此衰落,再无能力北上。不久,吴国为越所灭。由此可以看出,吴国在徐淮地区的活动主要是在夫差七年至十四年,总共不足十年的时间。虽然说十年时间筑一座规模不是很大的城没有问题,但十年时间有如此数量的高等级墓葬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九女墩春秋墓虽然受到楚文化及吴文化的影响,但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土坑竖穴墓更为接近,墓葬多带有斜坡墓道,有的还有二层台;陪葬品中虽然也有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青瓷器,但主要的仍然是青铜礼乐器。
在九女墩及附近地区发现的春秋墓,墓主的头向几乎都是向东,这显然是东夷族墓葬形制的延续,与吴墓中的多头向是不同的。
在九女墩三号墓出土的9枚小纽钟上均刻有“徐驹王之孙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等铭文,明确指出其为徐驹王之孙。二号墓出土的一组6枚铜编镈上有“余攻王之玄孙”的内容,一般认为“攻王”即吴王。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的墓葬内出土另一个国家的器物是很常见的,有的出土数量还比较多,如吴墓中就曾出土过大量的徐器,但不能以此认为是徐墓。
九女墩春秋墓也是这样,不能因为发现有吴器就认为是吴墓。另外,也有人考证认为,“攻王”即狗王。驹王是徐国历史上一位显赫的君王,曾经给周王朝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综上所述九女墩春秋墓群应为徐王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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