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唐朝以後就沒有政權在西安建都了?

步著邊


中國歷史上有些城市曾作為王朝的都城,之後,有的則被廢棄了,如曾作商王朝都城的亳(今屬商丘)、殷(今河南安陽)、朝歌(今屬河南鶴壁市),後來再沒做過都城,有的繼續被選作都城,比如舉世聞名的幾大古都西安、洛陽、開封、南京和北京等。而其中,黃河中游的西安、洛陽和開封,在宋以後地位極速下滑,而西安的衰落尤為顯眼。唐以後,就沒有王朝建都西安了。這是為何呢?


首先,氣候變遷,自然環境惡化,關中平原的衰敗,是造成西安衰落的重要原因。


黃河古時叫作白水,水土流失加劇,河水變黃,於是,改叫黃河。經過近一千年的日夜奔流,黃河流域的生態進一步惡化。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土地生產力下降,糧食產量相對不足,已經難以滿足首都的需要。

【圖:西安大雁塔。後人們在此神往大唐盛世,然而韓東《有關大雁塔》一詩,不僅寫出了浪漫退卻的現代人的精神面目,也寫出了西安這座古城的荒涼落寞。】


唐代時,由於西安糧食供應不足,而從外地運糧到西安成本高、效率低。當出現糧荒時,皇帝乾脆率領文武百官到洛陽“就食”。

而氣候的變遷,黃河流域自然環境的惡化趨勢,沒得到扭轉,因此,後世王朝在建都時,很快就把西安排除在外了。


其次,經過安史之亂,唐末五代的蹂躪,西安及周圍的環境遭到極大破壞,它在後代統治者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後世帝王在心理上難以接受這個已過氣了祥和聖地。

【圖:西安城牆。唐代的古城已經不在了,現存的是明城牆。想一睹唐長安的風采,要到日本京都看平城京城了。西安這座久被遺忘的城,落寞衰敗得只剩下“廢都文化”了。陝西作家賈平凹的《廢都》,寫出了這座古城的今生今世,思及曾經的漢唐神韻,滄海桑田,讓人唏噓不已。】


古人講究天數命裡,自稱上天之子的帝王,對氣數命理尤其在意。從天寶十五年之後,西安多次遭遇兵亂,被叛軍或外族入侵,秦漢時期引以為豪的易守難攻的金湯之城的輝煌形象蕩然無存,後世帝王對西安的興趣就不大了。


第三,唐以後的大一統王朝,龍興之地都不在西安附近,無論政治軍事,還是心理方面,西安很快就被排除在都城候選城之外。


西安作為都城的漢唐王朝,主要的外地多在西方,建都西安出於重大的軍事政治考量。此後,中原王朝的強敵不再是西部的異族政權了。而主要在北部,特別是東北地區,西安的政治軍事地位隨之驟降。

北宋龍興之地在商丘,最初的勢力範圍在開封及其周邊,西安在北宋西北邊疆一帶,作為都城,不利於統治全國。加上宋王朝對外戰爭的慾望和能力欠佳,統治者不願意把都城放在前線。

【圖:北京天壇。三千多年前,便作為燕國都城的北京,經過兩千多年的沉潛,在遼金元時期,重回歷史中心,再次作為都城,明清至今,多半時間都作為國都存此。】

蒙元王朝發源於蒙古草原,從內蒙河北一帶南下,逐步征服全國,河北的北京曾作為遼金的都城,本身具備較好的條件,加上距離蒙古人的老巢不太遠,更易為為他們所接受為新都城。

明朝最初在江淮一帶發家,朱元璋順勢將都城定在南京。其後,朱棣為政治軍事需要,為防禦蒙古族的威脅,防止藩鎮做大,重演自己奪取皇位的把戲,確定了“天子守國門”的國策,定都北京。

女真貴族建立的滿清王朝,興起於東北,為了便於統治,也方便“後撤”,照顧老巢,加上北京原有不錯的基礎,因而,順勢繼續將之作為首都。

在宋代之後的700多年中,西安根本無法與北京甚至南京相比,無法成為都城的首選了。

【圖:北京航拍圖。本文圖皆自網絡,侵刪】


第四,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宋代已轉移到南方,出於政治軍事考量而成為都城的北方城市,必須具備非常便利的交通條件,否則,不便於統治四方,也不便於四方物質財富的輸入。

黃河流域生態惡化的後果,不僅僅是土地生產力的下降,還導致了黃河漕運功能的下降,黃金水道蛻變為了黃泥臭水溝,水上運輸的能力大幅下。曾讓秦皇漢武引以為傲的崤函之固,反而阻礙了西安與東南及全國的交通聯絡。此處冀北大平原的北京,則無此問題,反倒是可以一馬平川,長驅南下了。

從交通方面來看,西安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作為都城的可能性相應大大降低。


就說這四點,歡迎補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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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稱長安,是我國六大古都之一,唐朝及以前,都是皇宮之行在,國之都城。自從趙匡胤建立宋朝,定都開封后,西安才不被各政權作為都城了。歷史上,我國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特別是在生產力還很低下的古代,要生存,地理環境就顯得尤為重要。都城的選址,也是如此。


那麼,以前建都的選址都會有哪些考慮呢?我想不外乎這麼三個因素,一是地理環境,二是經濟條件,三是交通優勢。

關中地區,又稱關中平原,陝西人也稱關中道。西起寶雞,東至潼關,南為秦嶺,北有高山,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貫穿中間,水運充足,土地肥沃,“天府之國”最早就是指關中地區,至今也是國之糧倉重地。素有“八百里秦川大地”的美稱。四周全是天然的軍事要塞,這裡進可攻退可守,可謂四塞為固。西安位於關中腹地,自然而然就成了各朝各代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




然而,唐朝末年到五代,這裡狼煙四起,戰火紛飛,經濟受創,人口銳減。到了宋朝,趙匡胤建都開封,才為都城東移開了頭。之後,都城就再也沒有回到西安。


當時,燕雲十六州在遼國手裡,沒有了天然軍事屏障,中原地區及北方就暴露在強敵鐵蹄之下。整個北方便不能進行正常的勞動生產,如果此時在西安建都,就會面臨被切斷、孤立甚至失陷的危險。但是南方戰亂較少,一直比較穩定。遠在東晉時期,北方的閥門士族逃到南方後,就覺得這裡經濟也很繁榮,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所以安於現狀,不思北伐。






隨著北方及中原地區的人口南遷,,使南方的人口迅速增加,很多先進的技術,也被帶到了南方,江南地區的農業發展逐漸超過北方。宋朝建都開封后,每年要從江南運700萬石糧食到開封,從這就可以看出南方的經濟和農業十分發達。隨著經濟重心向東向南移動,都城的建立也隨之東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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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提問。國都相對來說是一個承襲舊制之舉,代表的是對國家權威認可。

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帝國,因為國都在西安地域帶,所以漢朝的國都繼續建立在西安。

雖然東漢的國都是洛陽,也屬於一個地帶,而且,西安與洛陽,就是東西京的關係。

所以,魏晉的國都也在“二京”地帶。

不過,從西晉開始,好像國都東移的傾向明顯。

因此,西安逐漸淡出了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

西安淡出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是有一定的發展需要的。

首先是國家經濟發展,西晉和南北朝時代,已經明顯在南方了。

這是農業文明的產生基礎決定的。

農業文明的主要產生要素兩個,一個是土地,一個是人口。

而土地還有一個生產率問題。如果從耕地面積看,北方的耕地面積遠遠大於南方,但是,南方是雙季農業,北方是單季農業。

這樣的話,南方的糧食就遠遠多餘北方。

所以,中國的糧食一直是“南糧北調”的局面。

這就必須產生一個糧食的運輸成本問題。

隋煬帝之所以開鑿大運河,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南糧北調”的效率和成本。

糧食多,人口就增長快,所以,西晉以後,南方的政治、文化、經濟全面超過北方。

隋唐時代,屬於“恢復中華”,所以,國都還是以“正統”的前朝“二京”為依據。

唐代以後,國家分裂將近一百年,這一百年,尤其是南唐非常發達。

宋太祖統一中國,基本沒有較大的戰爭破壞,所以,保持了中國人口在改朝換代之後的高數值。

估計宋初的人口不會少於4000萬,這是宋代以前的歷代戰後沒有的局面。

那麼,按照正朔,宋都也應該建在“二京”地帶。

但是,相對來說,對於新的王朝來說,“二京”地帶已經顯得封閉了很多。

其實八百里秦川真是富饒,但是,與巨大的城市和人口需求相比,非常不足為道。

唐代西安的糧食嚴重短缺,都是從南方運糧。宋代西安距離西夏很近。

本來趙匡胤想繼續選擇洛陽做國都,最後還是選了自己的龍興之地開封。開封水系發達,漕運便利。

南宋以後,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全面轉移到南方。

元代建都北京,明代和清代承襲國都舊制。西安就更加封閉了。

其實,國都問題,基本上是承襲,其中也有變遷。宋代建都汴梁是一次較大的變遷,元代也是一次較大的變遷。

中國歷史上還有許許多多的城市曾經是國都,但是,都因為歷史的變遷而默默無聞了。

西安作為唐代以前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經非常幸運,特別是有漢唐雄風的遺韻,足以感覺歷史的自豪。

不過,想想西安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都沒有成為一座偉大的經濟創造城市,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已經淡化了許多地理物質條件以後,智力要素已經顯得非常突出。西安應該提高自己的智力競爭力,創造經濟新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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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因為唐朝以後,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已經敗落了,或者確切的說,在唐朝以前關中平原已經敗落了,關中平原本身就不是特別理想的建都之所。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關中是一塊看上去很美的地而已。在《禹貢》中,關中所在的雍州之地被稱為“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評價極高,但那是因為上古農業技術較低,覺得鬆軟的地最好。等到秦漢農業技術發展以後就未必了,那時農業更需要肥沃厚實的土壤,關中平原薄薄的黃土已經不是上上之選了。

但為什麼關中平原以及長安還能做秦朝與西漢那麼久的都城呢,因為秦漢時代,屬於國家集中全力建設關中的時代。秦朝和西漢,在關中建設的水利工程無數,已經把關中建設得無以復加了,秦朝有鄭國渠、白渠等,漢武帝又大修了一撥,到西漢中後期,關中的土地開發以及到達了它的巔峰,而且關中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還因為過度開發而開始惡化。

到東漢,因為重心在關東地區,對關中的重視度降低,關中飽受羌亂的摧殘,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又因為頻繁的戰爭,關中平原的居民時不時洗一次牌,到北朝後期的西魏北周定都關中時,長安已經是一座非常狹小的城市,完全沒有了漢朝時候的舊觀。

此後,隋唐繼承北周的格局定都關中,不過是一種歷史的慣性,實際上關中地區的生態已經被破壞到不宜再建都了。在唐代,一旦有點飢荒,唐朝就放關中的災民到關東去就糧,關中的糧食已經不足以自給了。而且長安因為宇文愷修建新城時工期太趕,排水上就用了滲井的辦法,居民的汙水都往井裡倒,久而久之,長安的地下水資源受到極大汙染,也不適合建都了。

經過五代十國戰亂的破壞,長安已經縮小為一座中等城市,之後再也沒能做過中國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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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還是時代變了。

古代所有的國家都是集權國家,軍隊很重要,一個不留神,掌握軍隊的人就可能會改朝換代,所以對軍隊要有控制權,而且要加倍防範職業軍人,所以中國沒幾個善終的名將。

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真正死守社稷的君王並不多,大多選擇逃亡。天子守國門卻不是一句空話。當然不是去邊疆,而是去靠近威脅的地方找一個適合建都的地方,建立都城。這樣可以防範靠近威脅強大的邊關士兵叛亂,也可以便於全國的物質和人員調派。

看看中國的都城變化就很清楚了。

夏商時代東夷人是主要威脅,所有都城就在河南河北一帶,防範山東一帶的東夷人。周就是趁商和東夷打仗偷襲滅掉商的

周代,犬戎成為威脅,關中就是最好的建都地,秦漢唐時期西北的匈奴突厥甚至是吐蕃相繼崛起,都成為國家的主要威脅,長安咸陽就是最好的建都地點。東漢之所以選擇洛陽,是因為東漢是北方遊牧民族的低谷期。東漢也主要精力在於南方的開拓。

宋開始東北的契丹女真蒙古人開始崛起,都城就從開始東移,開封最後建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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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長安自安史之亂以後逐漸衰落,因為安史之亂以後叛軍和吐蕃先後多次攻入,長安被破壞的非常嚴重,雖然收復以後略有恢復,但再也恢復不到開元盛世時期的繁華了,關中地區也經過多年戰亂,導致一片凋敝,很多關中人口開始向南遷移,為南方的政治,經濟地位崛起奠定了基礎。


唐朝末期來的戰亂頻繁,毀滅了舉世聞名的長安城,也使往日富庶的關中地區變得千瘡百孔。

這樣一來,長安已不如洛陽、開封,關中也不如中原。五代時期更是多事之秋,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長安城既已毀滅,關中又如此殘破,當然不如定鼎中原,在洛陽或開封建都。正因為如此,五代時長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下降為一般性的地方都會。五代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東部地區成為歷代關心的重點。另一方面,關中地區恢復的速度很慢,到宋元時,依然是殘破的景象。宋代西北用兵,關中之民「畜產蕩盡」、「十室九空」。可見北宋時關中地區尚未復甦。以及金人佔據關中,長安一帶再遭受兵禍。


長安失去國都地位,還有一個原因是長城的毀壞使得防守屏障被破壞。因為長安離邊境很近,後來建國者不得不考慮國都要離遊牧民族較遠的地方,好有個緩衝區,用來防禦遊牧民族的騷擾。因後來的朝代再也沒有,秦、漢、唐那樣對外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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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兩漢以後,特別是西晉永嘉之亂後大批士人南遷,是所謂“衣冠南渡”,客觀上促進了南方經濟的全面開發,到了隋唐時代,隨著國土擴大,嶺南和東北也得到了開發。唐以後經濟重心已全面轉向南方,而東北與蒙古草原民族的崛起,政治中心也轉移到更為有利的北京。幾千年黃河流域失去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所以包括西安在內的歷史古都都失去了首都地位。社會發展這是正常現象,全世界概莫能外!幾千年首都一直沒變的怕是及少數。這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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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還是因為兩點原因:

一、歷史原因。

西安(長安)唐朝年間行政區劃就屬於吐蕃。並由吐蕃扶持唐廣武王李承宏在西安(長安)稱帝。

西安(長安)關中地區唐朝年間就被吐蕃攻破,成為唐朝年間最大的笑話,“天子九逃,國都六失”。因為不能“長治久安”,唐以後宋代“長安”名即被取消,改名“京兆府”(路)。

唐朝從未攻佔拉薩,而吐蕃攻佔了西安(長安)關中地區。

二、農業原因。

眾所周知,黃河幾字形繞開陝西,西安沒黃河。

縱觀歷史:

1、明末天下大亂,首先是從陝西(時屬延安府)開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陝西的受災之早,受災之重。民不聊生無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所謂“天降奇荒,所以資(李)自成也。”

萬曆在位48年間(1573-1620年)有災荒記載的就佔25年,崇禎年間幾乎連年災荒。

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發生大旱,次年即崇禎元年繼續大旱,其中陝北受災程度最重。

崇禎三年,災區擴大到全陝。到崇禎六年,旱蝗霜三災並至,全省大飢。

2、果然,民國18年,陝西西安關中地區再次發生大饑荒。

民國十八年發生在陝西關中的大饑荒,又名“民國十八年年饉”。

陝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稱為饑年,兩料未收稱為荒年,連續三料未收稱為年饉。

實際上民國十八年年饉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了,據近代大量史志和報刊資料記載,民國17年(1928年)陝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麥歉收,秋未下種,冬麥亦無透雨下播。民國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嚴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涇、渭、漢、褒諸水斷流,多年老樹大半枯萎,春種愆期,夏季收成不過二成,秋季顆粒未登,饑荒大作,草根、樹皮皆不可得 ,死者日眾、殍滿道旁、屍腐通衢、流離逃亡,難以數計。

長安、武功、鳳翔、扶風、乾縣、岐山、眉縣、興平、咸陽、臨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陽、寶雞、隴縣、澄城、淳化、長武、褒城、禮泉等縣為重災區。全省940餘萬人口,餓死者達250萬人,逃亡者約40萬人,有20多萬婦女被賣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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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中國古代由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先秦時期因受疆域限制,定都選址選擇性有限,這裡不贅述。

秦漢~隋唐時期,實行的是裡坊制,居民流動受到嚴格限制,經濟完全依賴於農業。國家的安全隱患主要來自於國家內部的戰亂、北部和西部的外族入侵,選擇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四塞穩固之地是首當其衝的問題。

進入宋以後,裡坊制被打破、商業地位上升、人口增多,海洋經濟日益發展,經濟中心東移、南移,資本主義萌芽率先在江浙地區出現,西安和洛陽已經滿足不了發展的需要,首都向東向南轉移成了必然。

仔細分析,中國歷史定都基本上是向右邊傾倒的“丁”字型,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這其中固然有交通、軍事、地理環境等方面的考量,但經濟因素所佔比重越來越成為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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