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十三年，汉文帝对免除田之租税的解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成功学”想象完全不同的汉文帝时代：
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
翻译过来就是，好好种地却有农业税，则没法分别“本末”，问题是，在秦汉体制下的“贾人”本就是在户籍上分别开的二等公民，将其视为“末”是否合适？
所谓“无以异也”，也就意味着原来是相同待遇，而现在要分别开来，那么，这个“本末”就不可能是针对民户和贾人之间的区别，贾人不单独立户也不存在授田，而只能是在民户之中有人“舍本求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农民投身商品经济大潮了。
这一点，《汉书·食货志》早已自承：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紧跟着就是“贾谊说上曰”，一整段对汉文帝的劝谏：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今敺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畮，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贾谊的文字确实优美，也指出了问题，所以汉文帝的反应是：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开籍田，就是皇帝亲自去做个种地的样子给天下百姓看，展示他劝百姓归农的态度，也仅仅是态度，因为这种“秀”，中国的皇帝2000年来一直做，没见有什么卵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吸引力根本不是安心做黔首，踏踏实实给国家当“耕战”资源可比的，这是人性。
所以，懂人性的晁错紧跟着上书，指出了问题：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社会现实很清晰，不管国家愿意不愿意，导向是什么，商人已经富贵，农夫已然贫贱，这是事实，所以，国家所看不惯的、轻贱的阶层，时俗世风就是崇尚之，法令尊崇的阶层，官吏们依旧不放在眼里，这就是上下的需求抵牾，好恶相反。
在这样的条件下，强求国家财政的丰盈和统治秩序的遂心，根本不可能。
所以，晁错提出了顺应人性的解决方案：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错的思路很简单，完成两组交易：
国家以爵位换富人的粮食；
富人以钱去换农民的粮食。
则国家得粮食，农民得钱财，富人得爵位，各得所欲，其实是通过“交易”的手段来刺激粮食的市场需求，从而“贵粟”，自然就收到了“劝农”的效果。
相比之下，晁错“以利诱之”的观念，远比贾谊的“以德化之”的思路好用的多，所以：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当我们观察完这个过程，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汉文帝免除天下民田租税的政策出台的背景，根本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萧条，什么天子不能用纯色的马，将相乘牛车，百姓困苦的景象，早在惠帝、吕后的时代即已成为过去。
晁错在汉文帝十一年六月，匈奴寇狄道（地在陇西郡）之后，上疏言兵事，之后才“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上面转引《汉书·食货志》的文字，应为“劝农力本”一篇，而汉文帝下诏赐民租税在文帝十二年三月，也就意味着晁错的“复奏”只能在这之间的9个月间。
在结合晁错的建议：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翻译过来就是，边郡的粮食足可以吃五年之后，可以让富户把粮食送到内地本郡县换取爵位，够天下郡县支用一年以上，则可以免除农民的田租。
文帝听了他的建议，也就意味着他的“入粟拜爵”上疏被下发执行，最多也就9个月间，就能让天下富户、商人嗷嗷叫着购买粮食堆积到国家仓储之中，已经可以让边郡的粮食可以吃5年，天下郡县的仓储也足够支用1年以上……
那么，我们再深想一步，汉文帝十二年时，全天下的民间储粮该是怎样海量的规模？买爵的富户、商贾们又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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