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十三年，漢文帝對免除田之租稅的解釋，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與“成功學”想象完全不同的漢文帝時代：
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
翻譯過來就是，好好種地卻有農業稅，則沒法分別“本末”，問題是，在秦漢體制下的“賈人”本就是在戶籍上分別開的二等公民，將其視為“末”是否合適？
所謂“無以異也”，也就意味著原來是相同待遇，而現在要分別開來，那麼，這個“本末”就不可能是針對民戶和賈人之間的區別，賈人不單獨立戶也不存在授田，而只能是在民戶之中有人“捨本求末”，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農民投身商品經濟大潮了。
這一點，《漢書·食貨志》早已自承：
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緊跟著就是“賈誼說上曰”，一整段對漢文帝的勸諫：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賈誼的文字確實優美，也指出了問題，所以漢文帝的反應是：
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開籍田，就是皇帝親自去做個種地的樣子給天下百姓看，展示他勸百姓歸農的態度，也僅僅是態度，因為這種“秀”，中國的皇帝2000年來一直做，沒見有什麼卵用。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吸引力根本不是安心做黔首，踏踏實實給國家當“耕戰”資源可比的，這是人性。
所以，懂人性的晁錯緊跟著上書，指出了問題：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社會現實很清晰，不管國家願意不願意，導向是什麼，商人已經富貴，農夫已然貧賤，這是事實，所以，國家所看不慣的、輕賤的階層，時俗世風就是崇尚之，法令尊崇的階層，官吏們依舊不放在眼裡，這就是上下的需求牴牾，好惡相反。
在這樣的條件下，強求國家財政的豐盈和統治秩序的遂心，根本不可能。
所以，晁錯提出了順應人性的解決方案：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錯的思路很簡單，完成兩組交易：
國家以爵位換富人的糧食；
富人以錢去換農民的糧食。
則國家得糧食，農民得錢財，富人得爵位，各得所欲，其實是通過“交易”的手段來刺激糧食的市場需求，從而“貴粟”，自然就收到了“勸農”的效果。
相比之下，晁錯“以利誘之”的觀念，遠比賈誼的“以德化之”的思路好用的多，所以：
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睏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上覆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當我們觀察完這個過程，很容易就得出結論，漢文帝免除天下民田租稅的政策出臺的背景，根本不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亂世蕭條，什麼天子不能用純色的馬，將相乘牛車，百姓困苦的景象，早在惠帝、呂后的時代即已成為過去。
晁錯在漢文帝十一年六月，匈奴寇狄道（地在隴西郡）之後，上疏言兵事，之後才“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上面轉引《漢書·食貨志》的文字，應為“勸農力本”一篇，而漢文帝下詔賜民租稅在文帝十二年三月，也就意味著晁錯的“復奏”只能在這之間的9個月間。
在結合晁錯的建議：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
翻譯過來就是，邊郡的糧食足可以吃五年之後，可以讓富戶把糧食送到內地本郡縣換取爵位，夠天下郡縣支用一年以上，則可以免除農民的田租。
文帝聽了他的建議，也就意味著他的“入粟拜爵”上疏被下發執行，最多也就9個月間，就能讓天下富戶、商人嗷嗷叫著購買糧食堆積到國家倉儲之中，已經可以讓邊郡的糧食可以吃5年，天下郡縣的倉儲也足夠支用1年以上……
那麼，我們再深想一步，漢文帝十二年時，全天下的民間儲糧該是怎樣海量的規模？買爵的富戶、商賈們又擁有多麼巨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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