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居東
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蔣介石之“文膽”而聞名於世的陳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藥後於南京寓所孤獨地棄世，副官曾回憶其嶙峋的右手緊攥著呈給他一生所追隨的蔣介石之遺信，屋內則散亂地攤放著多封留給至親、黨內好友的遺書。多年飽受身心疾病困擾的他，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是：“讓我安靜些。”
陳布雷之死，正值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軍全面作戰失敗的開始，距離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不到一年時間。作為十餘年來蔣介石最為倚重的核心幕僚，被譽為“當代完人”的陳布雷，在自己所效忠的政治勢力危若累卵之際，以自殺的方式宣告其無可挽回的失敗宿命。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小女兒陳璉親近中共（實為黨員）甚至遭到國民黨逮捕的一系列事件，無疑對以“孤忠”自期、以家國為重的陳布雷造成重大的精神打擊。儘管陳也曾私下高度評價毛澤東所著《論新階段》（為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政治報告之一），認為此文體現出“共黨之辯才無礙，立語措辭，對內對外均似異常周匝，而又不失刺激性”，也曾對周恩來表示衷心欽佩，但因彼此互為政治上最大的敵手，除應有的敬意之外再無任何好感。然而，當時尚在讀書的小女兒陳璉在與其閒談之時，已出現“父女之間見解終不能一致”的現象，倘若尋常家庭內部出現對立的政治意見，並不會因此影響生活實際，但對長期追隨三民主義、效忠唯一領袖的陳布雷而言，家庭內部出現直接的“反叛”，終究難以平和地接受。1947年9月陳璉與丈夫在北平被捕，陳布雷因自己的立場地位“無法過問其事，念之殊為悶悶”。不久蔣介石親自邀請陳布雷共進晚餐，以陳璉之事相告，至12月陳璉得以獲釋回家，陳布雷在日記中寫下：“與之談話達三小時以上，乃知彼對於所謂‘民青’（指民主青年聯盟）之性質實際不甚了了，且亦無背棄家庭教訓之意思，餘三個月來之憂憤悲慨為之稍慰。念其因遠離而受欺，則又怪餘之太大意耳。”從中不難品察出他對女兒的關愛之情，以及多有自責的愧疚心理。
陳布雷與幼子陳礫
在陳布雷生命的最後一年，國民黨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境地，而陳仍為“行憲國大”的順利進行而不斷奔走接洽，以維護蔣介石的權威。此時陳布雷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平日習見的失眠、目眩、頭痛等症狀有增無減，所服用的安眠藥幾近失效。更令其脆弱的精神狀況備受打擊的是，目睹服務數十年的黨國逐步走向滅亡道路，而又苦於無力為之再次盡力效勞的現狀。日記中隨處可見“餘身體衰弱至此，且知識暗陋，才具短絀，徒知焦憂，迄無絲毫之裨助。近來對個人之健康與服務能力，絕對喪失自信。回念二十年來以身許國之初衷，真覺無地可以自容”等言辭激烈、情感抑鬱的表述，不難想象陳布雷此時身受長期的病痛困擾，心積多年積鬱的負面情感，此種不堪之負最終壓倒了他。
回到留給蔣介石的兩封遺書，除表達對自己的極度自責之外，字句之間均呈現出他對蔣忠心無二，在第二封遺書的結尾部分，他將二十餘年來披肝瀝膽之情予以最後的陳說：“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
閱讀更多 國家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