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三年（1798），臨桂縣知縣蔡呈韶籌備修縣誌，由“工詩擅詞，史識豐富”，著有《九芝草堂詩存》等詩作的縣籍人士朱依真任編纂，聘請主纂謝啟昆《廣西通志》的修志專家胡虔為審訂。嘉慶五年（1800），蔡呈韶離職，金毓奇繼任知縣，繼續編纂《臨桂縣誌》，前後費時五年，終於在嘉慶七年（1802）付梓。
《臨桂縣誌》合三十二卷，全書分為蠲恤、星分、禨祥、氣候、疆域、沿革、山川、溝洫、坊巷、村圩、戶口、風俗、物產、城池、廨署、學校、田賦、積貯、鹽法、兵制、驛站、關梁、古蹟、藝文（書目）、秩官、選舉、宦績、遷謫、人物、烈女、流寓、仙釋、兵事、雜記等，共三十五門，體例頗為完備。於卷首附有縣域總圖，四郊鄉村，分東、南、西、北繪圖。主要的村落、山川、道路、關堡、渡口、橋樑均給予註明。志書的正文對山川的記述很詳細，對學校、古蹟、藝文（書目）、秩官、選舉、宦績、人物等部分也較為詳細記述。同時增列前事部分，追溯源頭，使讀志用志者對於臨桂歷史的變遷、人文之盛衰以及風物土宜，文獻掌故，可得一個比較全面的感性認識。在排版上每條記載均以方框標出條題，極為醒目。書中引文編纂者注意保持每段文字的完整性。對各處山水名勝的摩崖石刻之大量有關桂林的詩賦文篇收錄入志書中，以彌補百餘年來文字獄所造成的損失，則又反映文字獄餘悸猶存。而其藝文（書目）部分，僅收桂人之著述，不錄他縣他省人士有關桂林之著述，則未免囿於地域之見太甚，使人有偏狹之感，且使有關桂林之文獻未能全面反映出來，甚覺可惜，亦為其體例未盡善之一例。在此基礎上，光緒六年（1880）增修《臨桂縣誌》。光緒三十一年（1905）復增修此志。
《臨桂縣誌》的編纂，對於我們全面研究清嘉慶以前臨桂縣的自然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對後世續修者亦有參考與借鑑的作用。
中國大規模有組織編修地方誌從隋唐開始，唐代朝廷規定編修志書的期限和辦法。宋代朝廷設立志局，皇帝多次詔修志書，修志書形成傳統。如果一個地方官沒有修志或編修志書不及時，就會被認為失職。元代編修地方誌屬穩步發展時期，編修志書的年限、形式、內容和體例多承襲宋代。明代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令編修一統志。永樂十年（1412）朝廷頒佈了《纂修志書凡例》。由於朝廷三令五申修志書，全國各地編修地方誌工作得到迅速發展。據統計，明代所修地方誌達到2892種。清代方誌的編纂與研究進入了鼎盛時期。曾於康熙、乾隆、嘉慶年間為編纂《大清統一志》，每次在纂修前，都令各省、府、州、縣編修地方誌，並三番五次督促各地按時進呈，不得有誤。雍正帝還令根據志書編修的好壞，給予獎懲，並規定省、府、州、縣誌書每60年重修一次。
臨桂縣於公元前111年冬建縣，是桂林地區乃至全廣西最早建縣的縣份之一。但臨桂縣編修的《臨桂縣誌》卻直到清嘉慶七年（1802）才出書。而附近的縣，比臨桂縣建縣晚、地域小、人口少，但都比臨桂縣出志書早。比如解放後併入臨桂縣建於五代後晉（943）的小縣義寧縣曾於明代成化、正德、嘉靖年間3次纂修《義寧縣誌》，比《臨桂縣誌》早360多年問世。《靈川縣誌》《興安縣誌》《全州縣誌》《灌陽縣誌》《恭城縣誌》《平樂縣誌》《荔浦縣誌》都是明代時成書，《陽朔縣誌》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成書，《永福縣誌》於嘉慶五年（1800）成書，也分別比《臨桂縣誌》早129年和2年成書。臨桂縣修志工作滯後是不爭的事實。
臨桂歷史悠久，名人薈萃，2000多年來臨桂有“桂郡首邑”之稱，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處於桂郊各縣之前列，人才方面尤為突出。自唐乾寧二年（895）趙觀文廷試第一，為廣西考取第一個狀元起，至清末的1000多年間，廣西共有9人中狀元，臨桂就有5人。宋代、明代、清代廣西進士及第747人，臨桂縣有242人，佔近三分之一，高居各縣之首。在整個中國科舉史上，三元及第者也只有13人，縣人陳繼昌就是三元及第之一。臨桂人在中國科舉史上所創造的奇蹟，為臨桂人引以為自豪。這樣的成績，與中原地區的古縣、大縣、名縣相比，也毫無遜色。
臨桂也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有多種文獻典籍名於後世。根據《臨桂縣誌》和民國年間臨桂縣文獻委員會所輯資料記載，自唐代至民國初年，臨桂縣人的著述結集出版共有200種，其中經部9種，史部20種，子部17種，集部154種。這些著述，體例凡多、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甚高。
臨桂縣有文人，而且著作也豐富，為什麼獨獨編纂縣誌工作滯後呢？這是一個很奇特的文化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呢？
一是編纂《臨桂縣誌》要比桂林地區其他縣編纂縣誌難度大。臨桂縣建縣時間早，歷史資料浩繁，要蒐集這麼多年的資料肯定不是一件易事。自三國於清的1600多年間，臨桂一直是郡、州、路、府治所在，不管縱向、橫向的資料都十分豐富，如何處理好這縱、橫關係需要編志者的智慧和膽量。廣西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借鑑。由於上級“督促修志不得有誤”，清康熙、乾隆帝還親自審閱志稿，反覆推敲，並提出修改意見。康熙二十二年（1683）廣西修《廣西通志》，省催取《臨桂縣誌》，知縣張遴慌了手腳，他是康熙十一年到任的，前任沒有留下一丁點有關縣誌的資料，要想拿出縣誌來，別說成品就是草稿也沒有，也不可能一年兩年就能編纂出來，但上司又緊逼緊催，因為編志書，主官是要負主責，編得好壞，還要獎懲。他拿不出志書，無以為報。這時有人給張遴出謀說，馬上聘人蒐集資料，差總比無好。張遴請了本邑孝廉潘宏澍和其子潘毓梧“遍購遺編，廣搜殘簡，採見聞，參傳訊，集成臨邑小志”，以報當事，敷衍過關。這臨邑小志到底是什麼樣的志書因為沒有存世，後人不得而知。
二是文字獄令人心有餘悸。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對國書的出版和流傳都十分重視，控制得也極為嚴厲。凡有利於“政教風化”的書籍就給予倡守、褒揚，反之，統治者就查禁、銷燬。秦始皇“梵書坑儒”首開了文字獄的先河。此後各朝各代的禁書有增無減，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達到了文字獄的頂峰。
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廷向全國頒發了一道諭詣，雍正皇帝十分嚴厲地斥責李紱編修的《廣西通志》“率意絢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概行濫入，遠近之人皆為笑談”，認為“如此志書，豈堪垂世”？進而告誡各地方官員應以此為鑑，所修志書必須保證質量。這一禁書事件，涉及整個廣西。
事中人物李紱，江西臨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雍正二年（1724）任廣西巡撫。他到任之始即編修《廣西通志》，第二年初稿成，還來不及刊行，便因升調直隸總督，他將《廣西通志》初稿校刊之事交給繼任巡撫的甘汝來完成。二百卷的《廣西通志》資料翔實，也對清代帝王武功文治通篇加以讚美。但不久李紱因陷入“科甲朋黨案”，雍正五年（1727）被罷官，下刑部，交議政大臣會審。這時朝廷內外官員對李紱有的明哲保身、有的投石下井，羅織很多莫須有的罪名加以陷害，將他在直隸、廣西任職期間的壞事、好事統統加以清算。本來，他主修的《廣西通志》刊行後頗受社會各界好評，也與“科甲朋黨案”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為了打倒李紱，硬是把他和“科甲明黨案”扯在一起。雍正帝平生極力反對“朋黨”，對結黨營私深惡痛絕。朝廷有人又奏李紱修《廣西通志》有結“鄉黨”之嫌，雍正帝不問青紅皂白，抓住此事，以期殺一儆百。這樣，無辜的二百卷《廣西通志》被打入另冊，成為禁書。
除此之外還有乾隆二十年（1755）的《堅磨生詩鈔》案、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天台山遊記》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尹嘉銓為父請諡並從祀文廟案。此案臨桂籍人已故左副都御史呂熾受牽連。這些文字獄案件影響非常廣泛，造成惡劣的後果，事過之後仍心有餘悸。臨桂縣就在省、府治所的眼皮底下，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下。而當時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種地方官員對書籍可“危詞邀功”，以求升遷的惡劣風氣。所以臨桂的知縣無人願意冒險編纂縣誌。雍、乾年間任臨桂知縣職最長的是王引楷，從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應是編修縣誌的最有利條件，但他對縣誌不作為。究其原因是對文字獄心有餘悸。
三是修志人才難覓。臨桂縣歷史悠久，歷史資料浩如煙海。首先要佔有大量歷史的、翔實的原始資料，使之能真實地反映歷史，但又不能簡單的羅列事物，這就要做到避免疏漏、偏頗，做到“博而得其要，簡而周其事”。更重要的是志書是官書，絕不能得罪當朝的統治者，又要尊重歷史，不給統治者溢美、遮醜。所以修志者要在既要尊重歷史的真實性，又要使統治者滿意這兩難之間平衡。搞不好當官的就要被免職、殺頭或者留下罵名。布衣之人雖然沒有被罷免的煩惱，但也得以命試“法”。修志的人既要不怕得罪統治者而尊重歷史，又要能使統治者審查過關。這就決定了修志人不僅要有淵博的學識，而且要有甘於寂寞，默默無聞為之奮鬥的高尚獻身精神。有人戲稱，得志不修志，修志不得志是有一定的道理。在唐宋元明及清代初期，臨桂人才不少，但真正願出來修志的人並不多。
清乾隆六十年（1795）奉新人蔡呈韶任臨桂縣知縣，恰逢清廷又詔令全國各地大修府州縣誌。蔡呈韶上任之始，查臨桂無縣誌可以資政，也有心想修一部縣誌。他積極籌備，首先覓尋修志人員，無果。他稟告廣西巡撫謝啟昆，考慮到由於臨桂縣歷史資料豐富，編修縣誌難度大。謝啟昆答應由他的幕僚修志專家胡虔協助。
胡虔，安徽桐城人，少孤家貧，以教書為生，後入廣西巡撫謝啟昆幕。工古文，精考據，尤長方誌之學，一生清貧，有《柿葉軒筆記》《織學錄》存世。蔡呈韶得到巡撫的支持後，積極遴選修志人員，擬出條目，先廣泛蒐集資料，而後再編修。嘉慶三年（1798），由縣人朱依真等人負責編纂《臨桂縣誌》。
朱依真，臨桂縣人，字小岑，號癸水潛夫，不事科舉，無官無職，自幼鑽研十七史，工詩擅詞，兼戲曲創作，有《九芝草堂詩存》刊行。“無憂無慮”“不求功，不求名”的朱依真應蔡知縣之聘，同時還招募布衣多人編纂志書。兩年後《臨桂縣誌》稿成，知縣蔡呈韶來不及看稿即謝任。接任者金毓奇於嘉慶五年（1800）到職，他繼續蔡呈韶主修《臨桂縣誌》的工作。廣西巡撫謝啟昆派出修志專家胡虔協助朱依真審閱《臨桂縣誌》，提出多處修改意見，嘉慶七年（1802）《臨桂縣誌》乃成。
四是盛世修志，但在明代及清代的康乾年間，臨桂並非太平盛世。據史料記載，從明代洪武元年（1368）至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的427年中，臨桂縣共發生較大的兵事14次。其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龍勝廖三領導壯族農民起義軍在義寧、臨桂縣地活動，康熙五十六年才被廣西巡撫陳元龍所平。乾隆五年（1740）龍勝吳金銀率眾起義、隊伍上萬人，臨桂縣縣丞吳嗣昌被義軍所殺。官庭惶恐。臨桂水旱災瀕發，期間大的水旱災有22次。其中明崇禎十六年（1643）三月，全縣受旱“飛蝗遮天，野無青草”。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四月十一日，大水，桂林“城外通衢可泛舟，無數居民漂沒”。水旱災之後接踵而來的是饑荒和疫病，期間發生大的饑荒8次，疫病7次。最嚴重的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疫病流行，“民死十之五”。次年饑荒嚴重，“餓殍載道，戶口損耗”。清乾隆十三年（1748）夏秋間，疫病盛行，“死者枕藉，禾熟過時無人割”。發生地震、地陷6次。明弘治十一年（1498）六月，縣城地震，“有聲如雷，旋陷9處，大者圍十七丈，小者七丈或三丈”。時局動盪，災荒不斷，民不聊生，在這樣的環境下難成志書。
廣西地方誌辦公室出品
審校：吳輝軍 遊 勇
總編：李秋洪 鄧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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