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裡的地老天荒
我的生活，有一個意義重大的詞語，那就是“城裡”。從很年輕的時候，我就做了城裡的“閒人”。
之前在莊上，年紀雖小，也要進行艱苦的“農業生產”。之後離了莊，是一名初中中專學生，跟“農業生產”無關了，不出意外的話，就要當一輩子“孩子王”。
曾經最羨慕的“城裡人”，最大特徵就是不用在莊稼地裡出力幹活。“城裡”最可惡的一類人，在我們那裡，被稱作“街猾子”，基本上等於“閒人”。
當“孩子王”一點不清閒，沒白沒黑。因為寫作，我只當了兩年“孩子王”，就遠去他鄉，並於兩年後開始了悠遊自在的“專業作家”生涯，起碼從形式上看，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清閒的工作了。
說得好聽，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心裡，我卻暗自認為自己是被“白養”著。人人在為自家生計奔忙不休，我卻能夠每天坐在家，常常無所用心，不過是隔三岔五才跟單位的人見上一面。
現代竹枝詞上講，“七類人，搞宣傳，隔三岔五解個饞。”我就跟這個所謂的“搞宣傳”很像。只要有組織和領導安排，我都會去市、區、縣許多部門和現場採訪、學習，所以跟社會也不算太隔膜，也能借機看到不少別人不可能看到的東西。更重要的，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講，我似乎比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人，更像一個“城裡人”，因為這二三十年來，我總是有閒的。
在我的鄉土作品中，我曾寫過農民對不事稼穡的城裡“街猾子”的敵視。那並非出於虛構，而是一種現實。城裡人是什麼樣子的，我已是知道的了。由我去寫鄉土小說，自然可以有兩種目光，莊稼人的和城裡人的。既然我是個很像“城裡人”的有閒作家，我在寫鄉土題材的同時，寫寫城裡人也沒有什麼出奇。隨著時間流逝，倒是對農村的記憶日漸稀薄了。畢竟我在農村生活的時間只有短短十幾年，還得刨除不大記事的幼兒時期。
當年我看縣城，那是不得了。我的莊子，踞於縣城南八里，人喚“城南八里王莊”。縣城叫“金鄉”，而我長期不知道金鄉更多的歷史，即便現在，也所知有限。聽當地人講解放戰爭時期的臘八打城，形容死的人像田裡撂下的“谷個子”。金鄉最突出的標誌，是城中一古塔。我不記得是哪一年見到的這座塔，但不會太早。在我印象中，縣城東關就很遙遠了。看一眼東關的碼頭，是我到現在還沒實現的願望。
從王莊到縣城的距離，差不多就是從現實到未知的距離。每每趕集上會，都會揣著一顆又好奇又膽怯的心，好像隨時都會踩上陷阱，隨時都會被城裡人欺負。但是，因為考上師範學校，我在曲阜縣城生活、學習了三年，而且有機會在一天晚上抵達了省會濟南。那時候，我可沒想到自己的命運會跟這座北方城市，產生更密切的聯繫。
不用說，跟濟南相比，縣城小得多了。
師校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金鄉縣城。才過兩年，就又離開故土，前往青島求學。在青島大學只停留了一個月，就因故退學回來，見了父母和單位的人，並不道出實情，隨後去了另一個縣城，熬過元旦，才把學生關係轉到當時的濟南師專。事實證明，我從青島大學退學的選擇是正確。在濟南的學習，使我有機會順利調到魯東北一地的文化部門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一口氣將這閒差做了一十九年。然後我來濟南當編輯，還是做文學，而且很可能做到老。
不管我身上殘餘了多少農民的習氣，我都認為自己最像“城裡人”，因為我是世上少有的並且生活在城市裡的“大閒人”。
為什麼我幾十年來嘔心瀝血，不停賦詩作文，還要認為自己“尸位素餐”呢？因為我是在依從一些普通人或者是老農民的觀念來評價自己，甚至我自己也一直在秉持著老農民的觀念。我不生產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就是說，除了物質，其他一切都是虛的，都是在“玩”。
你看，以不同的觀念看世界，世界就會有不同的面目。我也樂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多麼高級，以便好好做一個城裡的閒人。
自然，城市生活給我提供了書寫城市的物質條件。作為一個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作家來說，對於城市不可能是陌生的。我寫濟南，也並非突然。從很久以前的那個夜晚與濟南邂逅，經歷了在濟南求學的時光，其後也在不間斷地與濟南發生聯繫，到我調至濟南工作，濟南差不多橫跨了我所有在城市生活的時間。
而實際上，別說那些比我遷居濟南更早的人，就是那些土生土長的濟南人，甚至祖輩幾代都是本地土著的老濟南，隨處可見。在一個地方生活的時間長短，並不決定一個作家能夠真正寫出這個地方的神韻。
正像我寫鄉村，會有兩種目光。我寫城市，寫濟南，也應如是。這說明一個問題，不論寫城市，還是寫鄉村，我很注意的就是自己會以什麼樣的目光看待自己所要描述的對象。
一個人的視野是有限的，一個作家必須具有突破侷限的努力。
很多時候，生活就是一個泥潭。作家既要善於從這泥潭般的生活中發現真善美，也要善於挑毛病。我一直都在挑莊稼人的毛病，但要說是忘本，我不同意。同樣，我也會挑城裡人的毛病。我很閒，但很閒也不吟風弄月。
親眼目睹一批批文學路上的同行者漸漸偃旗息鼓，或終歸於平庸，在我看來，就是在泥潭中浸淫太久的緣故。文學不應該成為我們人生的消耗，而應該給予我們一種從泥潭中拔出腿來，甚或騰空跳起的力量。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是眼前這一點事情，文學一定能夠體現出一個作家的眼界。
在寫作中，我給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找位置，也是在給我所要書寫的鄉村、城市找位置。這是一個用文字營構的世界，要見得到天，也要見得到地。小說裡有句話：“這樣的一幕，幽暗，質樸，卻似乎透出一種悠長的光芒，可以照徹老實街的往昔、今生和來世。”我們所描述的對象，不僅要有空間的位置，社會關係之中的位置，應該還有時間的位置。“陰陽割昏曉。”在作品中，時空的表現之外，甚至還能找得到陰陽。
我居住在濟南。濟南是一座傳統色彩濃厚的中國城。既然要寫濟南，怎樣看待這座老中國城是很大的問題。
一個城市有很多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從內看與從外看相比，還有更大分別。
我選擇了它的一條老街巷，但是，從落筆起，我就意識到，不管我寫到多少的器物、手藝，老詞、老理，這條老街巷都不能僅是濟南的老街巷，那些執迷於老詞、老理的老濟南人，也更是人類中的一員，既屬於生者，也屬於死者。我以我的鈍筆，勇敢地在這些小說中試圖去做打通古今幽明的豪舉，因為我知道，做了大半輩子的“城裡閒人”，是要為“城裡”說出點什麼了，而這在深思熟慮之中的創作，於老之將至的我又是何等的重要。
這條老街巷，被我命名為“老實街”，具體的方位都是實在的，卻完全出於我的虛構。在小說的章節陸續發表期間，不斷有人問我，濟南有沒有老實街？我說沒有。
有一次，一位大姐說，怎麼沒有？濟南哪裡就有一條道德街！“老實”，“道德”，二者就這樣對上了，真的如冥冥之中得了神助。
但濟南有條寬厚所裡我卻是知道並親自去防探的。“寬厚”也是我為這條老街巷命名的誘因。回頭想，“道德”“老實”“寬厚”，恰好也正是組成濟南文化的核心因素。
還有問濟南有沒有“滌心泉”的。濟南有七十二名泉，不見經傳者無計其數。
滌心泉洗的是心。老實街遍佈著屋中泉、牆下泉，另有一虛構了名字的，喚為浮桴泉。“浮桴”二字自然出於《論語·公冶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老實街》書寫一個城市的世道人心，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個認老理的老濟南人，他們生活在那些百年老宅和老街巷，在經歷了漫長歲月而形成的民風民俗包圍之下，像他們的祖輩一樣安然愜意地承受著天地靈氣、日月精華的滋養，有時也不免顯得有些迂腐自封，但實際上，就連他們自己也不見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虛幻的道德想象，因為世道的嬗變不僅是傳說，更為他們所一次次親身經歷。——老實街上，人情練達、洞悉人心者大有人在。
“文學造大城”，你儘可理解成一種文學雄心，但我覺得這更是一種文學理想。藉助這座浸潤著時光舊漬的文學之城，我意在寫出老實街形形色色的人物精神上的共性，同時寫出他們在猛烈的時代衝擊之下的命運和不同的個性表現。社會結構的變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並非當代如此，老實街的消亡預示了傳統價值觀的支離破碎，也預示著我們整個社會道德系統在新時代中的浴火重生。
老實街居民演出了各自的人生故事，它們相互獨立而又緊密相連，在城市拆遷這個統一的大時代背景下，發生著蒙太奇式的組合。
不得不說，這些故事都是由一把剃刀引起的。當美德遇到美德，並沒人想象的那樣簡單。老實街的“第一大老實”左老先生，把自己收藏的一把舊剃刀饋贈給外來“老實人”剃頭匠，卻由此將自己的內心刨開了一道裂隙，並透露出淤積心底的幽暗。這道人性裂隙，一旦打開，就再也沒有了邊際。
我的老實街故事隨之開場。它因而擁有了足夠的時空。它所展示的往昔、今生和來世，既令我喟嘆，亦令我深思。
老實街不在了，但在老實街永遠消逝的前夕，我讓無數雙眼睛，從天到地，從古到今，以生者和死者的視角，看到了一個老人的卑微。
那像土一樣的卑微，橫亙千古。我生之卑微與人亦無不同；人與人不同之處或許只在於對待生命、生活、命運的態度。
在這部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也就是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古老的文化傳統。我是這樣地看待了老實街，看待了老濟南，看待了我們的“城裡”——我們的幸許之地。
感謝所有的支持老實街故事的創作、發表、出版的良師益友。感謝所有的讀者。
是為後記。
王方晨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一 於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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