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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的時候，這一年馬克思44歲，這一年的他，個人生活再度跌入低谷。
就在不久以前，德國有個人叫福格特，在一些報紙上公開大肆汙衊誹謗馬克思，馬克思本不想還以顏色，奈何這些攻擊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於是馬克思打算訴諸法院討個公道。但是，法院卻以“罪證不足”剝奪了馬克思的起訴權，馬克思不得不暫時擱下手頭的工作，用文字作為武器來保衛自己。
燕妮看到自己的愛人遭受到“卑鄙的攻擊”感到極度痛苦，徹夜失眠，很不幸的是，她又感染上了天花，馬克思不得不把子女們送到朋友李卜克內西家裡躲避一下。燕妮天花剛剛痊癒，馬克思又病倒了，由於精神極度焦慮導致急性肝病發作，病重期間雪上加霜的是，《紐約每日論壇報》把稿費降低了一半，馬克思的經濟狀況更加拮据了。已經長大成人的大女兒心裡想，為了分擔父母的生活壓力，甚至打算揹著他們去演戲以補貼家用。 就在這年七月，就在馬克思最困頓的時候，他的朋友，叫拉薩爾，來倫敦馬克思的家中做客，一住就是好幾個星期。當時房東因為馬克思欠下了很多房租，勒令其遷居並扣押了傢俱和雜物。貴族出身的燕妮為了不讓拉薩爾看出家中的窘境，把所有能當掉的東西通通送進了當鋪，佈置了一些“表面上的排場”招待拉薩爾。拉薩爾對此毫不知情，在馬克思家裡大吃大喝，以至於琳蘅被這位客人的好胃口驚呆了，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拉薩爾比馬克思小了七歲，出生於德國的一個猶太富商家庭，小時候是遠近聞名的“神童”。他也在柏林大學學習哲學，是馬克思的小學弟。這位小學弟比馬克思更加學霸，19歲就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當了律師。1848年歐洲大革命期間，他投身於革命運動，曾經為馬克思領導的《新萊茵報》工作過，還一度曾經被捕入獄，在此期間結識了馬克思，並尊稱馬克思為老師。 但是，馬克思對這個學生的態度很複雜：一方面認可他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又不滿於他喜好賣弄、張狂輕浮的個人性格。馬克思曾評價他道：“他是個專會說漂亮話的人，一個狂妄自大的人。”雖然拉薩爾當面十分尊敬馬克思，卻時常背後以理論家自居，喜歡聽別人奉承阿諛自己。儘管他在博士期間攻讀黑格爾哲學，但又對黑格爾哲學的認識極為膚淺，經常寫一些哲學文章在貴族階級的美酒佳餚中獲得讚賞、得意忘形，而在馬克思看來，這不過是“小學生的作文”，充滿了“誇誇其談的文體和爭強好勝的輕率”。
後來，當拉薩爾異想天開地計劃在柏林辦報紙，並提議他與馬克思同時出任總編輯時，馬克思深知拉薩爾這個人粗魯和輕率，面對他的強詞奪理和咄咄逼人的態度，建議只有在嚴格的紀律監督下拉薩爾才能擔任其中一位總編輯，否則只能是出醜。最後，辦報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1862年之前，馬克思與拉薩爾之間處於一種微妙的關係之中，馬克思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師長，只是從性格和一些事實出發，批評拉薩爾的淺薄和虛榮心。這些批評的言辭有時比較尖銳直率，有時比較婉轉溫和，拉薩爾雖然心中不滿，但表面上還能接受。但就在1862年，兩人的關係徹底破裂了，具體原因有很多，比如馬克思要求拉薩爾幫助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引起的個人糾紛等等，而根本原因在於兩人在指導工人運動理論上的重大分歧。
拉薩爾在馬克思家裡吃完飯，用餐巾抹著油膩的嘴巴，隨隨便便，洋洋自得地談到他關於提高工人階級地位的方案：例如，讓工人向國家借錢，依靠國家的幫助去建立合作社與企業等等。拉薩爾認為，自己在德國工人群體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是“德國工人運動的代表”，又與德國資產階級政要往來甚密，這樣的“天才計劃”一定能夠實現。馬克思勸他不要陷入幻想和胡鬧，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幫助工人實現這一目標，這不過是“一個開明的波拿巴主義者”的想法，建議他好好讀讀《共產黨宣言》。於是談話氣氛陡然緊張了起來，拉薩爾氣得暴跳如雷，高聲叫嚷，鄰居被馬克思家中鬧出的動靜驚動了，跑來敲門，問燕妮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燕妮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像風一樣掃過我們的每個房間，我們的鄰居都被這恐怖的聲音嚇壞了。”
最後，拉薩爾氣呼呼地離開了馬克思的家，動身返回了德國。馬克思認為拉薩爾已經無可救藥，與他斷絕了書信來往。後來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回憶起拉薩爾住在倫敦的這些日子時，笑稱可惜恩格斯沒能在場見證這些場景，馬克思說：“你只要來這裡住上幾天，就會有一整年的笑料。這就是我曾非常希望你來這裡的原因。這樣的機會不是每天都有的。”
恩格斯說過，馬克思一生有過很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他從來不會出於私心與某人為敵，他的敵人不是哪一個人，而是各種各樣不徹底的、有害的思潮與流派。對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德國工人階級來說，毒害最大的就是拉薩爾主義。
拉薩爾關於工人運動的主張，簡單說，就是希望資產階級國家政府和工人階級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工人幫助國家實現帝國的利益，國家幫助工人提高社會地位，看上去甜甜蜜蜜、“充滿了快活的空氣”。而拉薩爾在德國工人階級中之所以享有較高的地位，實際上是因為19世紀工人階級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無法分辨不同理論之間的高低優劣，只能被一些通俗易懂、充滿美好幻想的思潮所吸引，這樣一來，拉薩爾的觀點就無形中得到了不正當的吹捧。
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不可能無條件地對工人“發善心”與讓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權，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喜羊羊想與灰太狼交朋友，勸說灰太狼不要進羊村抓羊，這隻能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此馬克思認為，如果德國工人階級信奉拉薩爾主義，並且如果選擇拉薩爾作為自己的領袖，情況就比較危險了。
事情果然被馬克思言中了。一年之後，1863年5月23日，德國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全德工人聯合會”在德國東部第二大城市萊比錫成立，第一任主席正是這位拉薩爾先生。在成立前夕，拉薩爾宣稱他與一位國家政要之間通過親切會談，達成了共識，工人階級即將在資產階級的幫助下迎來春天。他甚至洋洋得意地說，這位大人物根本不知道其實我佔了便宜而他自己吃了虧，因為“我吃的是櫻桃，而他吃的是石頭”。
拉薩爾口中的這位大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我們都知道。只不過，俾斯麥的政治手腕遠比拉薩爾高出許多，他利用與拉薩爾的“表面合作”，既控制了工人運動，又同時約束了自由資產階級，可以說“一石二鳥”。
拉薩爾的背叛行徑和他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的個人獨裁作風，日益激起有覺悟的工人的不滿，他的個人聲威也在逐漸下降。他對這種狀況感到厭惡和消極，第二年七月乾脆扔下了政黨，獨自跑到瑞士休養去了。在瑞士期間，拉薩爾遇到了一位美女，可惜這位美女已有婚約在身，但拉薩爾仍然堅信自己遇到了愛情，對她展開狂熱的追求，甚至與她的未婚夫進行決鬥，最終腹部中彈，三天後因搶救無效死於日內瓦，年僅39歲。拉薩爾這個人最終為自己的輕狂、好勝與自負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革命運動無兒戲，導師責任重於山。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深知革命任務的複雜與艱鉅。他沒有像拉薩爾一樣，一味地譁眾取寵、賣弄學問，以獲得虛張聲勢的個人滿足，而是堅持革命原則的徹底性，這種徹底性一定程度上是以不太討人喜歡的方式呈現出來的。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導師的諄諄教誨可能會言辭犀利、直指要害，但對於學生來說，沒有什麼比這種教誨更有利於個人成長了。一旦從校園進入社會，你會發現，恰恰是那些批評的意見，是對你有幫助的，對於那些無聊的捧殺之詞，千萬不要放在心上。“道我惡者為我師，阿諛我者是吾賊”，對於革命事業是這樣，對於個人的成長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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