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曾经说过：“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若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笑乎？”袁世凯在其言传身教之下，自然也将官场做舞台，演出一幕幕人生好剧。不过袁世凯本色出演，他演的是他自己。
王莽则不同，一个一心要篡夺皇位的人，却要出演圣贤，他装廉洁，装清苦，装正直，装谦虚。他的演出很成功，蒙骗了大多数人，最后众望所归地玩弄（符命）禅让的把戏，取汉而代之，当上了皇帝。王莽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在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能装的人。除他之外，有谁以装的方式逆袭为皇帝的？没有，仅他一人而已。
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这种说法颇有点好笑。王莽当然是有所图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高居于所有人之上的皇位。
王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但这至多让他位列王侯，而不能获得皇位。获得皇位，需要非常的手段。对于王莽来说，武的肯定不行，毕竟他不是军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造成众望所归的声势，清除通向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水到渠成地获取皇位。因此，获取声望是必须的。为了获取声誉，不能不装逼。只要能够提高声望，王莽不能不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王莽装出一副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朝廷给了他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极其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额饭菜，几乎与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母亲患病，公卿列侯都派夫人去探问，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衣裙的长度不拖地，穿着布围裙，看见她的人，还以为是奴婢，询问之下，才知是王莽夫人。司马光说，他就是这样矫饰做作，以博取名声。
王莽这样的装，实在是过了头，就像演员的表演过于夸张，显得不够真实。如果不是为了皇权，王莽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压抑自己，在取得皇权之后，装已经成为习惯，一时半会也改不了。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能不佩服，王莽的装确实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有多少人能够像王莽那样为了皇权的目标，极端地克制自己，甚至不惜牺牲两个儿子（逼死一个，杀死一个）呢。这是违背人性的，这也是人们将王莽的所作所为视为装的原因所在。
新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为了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胡适说什么“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大政治家。”这真是“胡说”。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像王莽这样既有政治野心又胡思乱想的政治家越少越好。因为社会不是他的实验室，人民不是他的小白鼠。
在这些肯定王莽的现代史家的眼中，似乎王莽的装是无所谓的事情，似乎传统王权的合法性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如果王莽的所作所为不受谴责，那么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觊觎皇权，这势必造成政治精英集团的相互残杀，并殃及普通百姓。王莽的篡权和改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社会大众从王莽的篡权中得到了什么？那个被王莽忽悠得太太转的太皇太后王政君，终于发现王莽的装，气哼哼地将象征皇权的玉玺掼在地上，以此玉玺摔破了一角。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即便存在着种种社会问题，完全可以在既有的体制内解决问题。如果说王莽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不是一个伪君子，那么王莽完全可以利用实际上获得的最高权力推行改革，实在没有必要取汉朝而代之，给自己招来大量的敌人，给民众带来战争的灾难。
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还是坚持了传统史学的看法，坚持了基本的政治价值观。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 “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历史赋予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却从来也没有赋予政客通过非法手段篡夺政治权力的权利，如果是那样，真的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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