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被動挨打，以及其後西方列強的索要多端，清廷不得不開展洋務運動，學習西方。在孫中山青少年的時代，清廷以“自強”“求富”作為指導思想，開始向歐美國家派出留學生學習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學習強國之術。但是，當時的洋務運動是以“以夷制夷”，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基本原則的模仿抄襲，是對一種所謂的“強國戰略”的縫縫補補，只求“治標”，不求“治本”。這樣，中國就不可能在根本上實現變革圖強。
1896 年，孫中山到歐洲遊歷後，目睹了西方富強昌盛的景象，反思中國虛弱、被動挨打的局面，他感到，中國要實現富強，只有奮起直追、實行從上到下的變革。但是，他的這些改革思想觸及到了當權者利益，李鴻章不接受，朝廷中的保守派自然更是反對。出於強烈的救國救民的責任感，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尋找新生的力量。在他看來，實現國家的民主富強，愛國留學生是不可多得的力量。
孫中山自1894 年成立興中會之時，就注重發展留學生力量。但是，當時孫中山並沒有得到學生們的支持。維新變法之前，中國學子多在歐洲留學，他們對孫中山發動革命行動持支持態度的可謂寥寥無幾。
1897 年夏天，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他仍然把目光瞄向了留學生。但是，在1900 年以前，留日生人數還不滿100 人，並無任何革命團體與組織。留日學生革命意識的萌發始於20 世紀初。1900 年留日生超過100 人，留學生戢翼翬、沈雲翔等發起組織“勵志會”，是為留日學界的第一個團體。“勵志會”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為目的，內中亦有激烈分子。1900 年唐才常在漢口發動的保皇立憲的自立軍起義，就有部分“勵志會”成員回國參加，但這時的留日生尚無明確的革命意識。這一年，國內接連發生義和團事件、自立軍起義以及孫中山發動的反清惠州起義後，清政府在國人心中的權威與合法性地位一落千丈，激進分子紛紛流亡日本群集東京，國內外風潮逐日高漲，留日學界的勤王與革命的界限，漸次分明。“尤其是一部分留日學生之間，高唱排滿共和者日漸抬頭”。自立軍起義失敗後，脫險歸來的留學生紛紛轉向革命，靠攏孫中山。
在留學日本的愛國學子中，黃興是孫中山的堅定支持者。黃興1902年被張之洞選派為官費留學生，前往日本留學，入讀弘文學院師範科。黃興走向革命有著一定的曲折性，他原本和眾多科舉士子一樣希望通過科舉獲得功名。他到日本後，受進步思想的影響，與楊度、陳天華等人創辦了《遊學譯編》。
1905年在橫濱，孫中山與黃興一見如故。這次見面，他們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談話中，兩人提出將興中會與華興會合並，共同致力於中國革命。
興中會與華興會的聯合，開啟了革命的大同盟。湖北、四川、廣東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學生，也都紛紛拜會孫中山，表示擁護這種統一的革命同盟。猶如百川歸海，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革命團體日知會、光復會等也紛紛要求加入孫中山與黃興組建的新的革命團體。
1905年7月30日下午，由孫中山、黃興邀約留日學生和在日本的愛國華僑，在內田良平住所集會，共同討論創建新的革命團體的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以及其他團體，都有代表參加。
這次集會，由黃興主持，在專門的一間小密室裡進行各個團體的入盟證明書，由黃興親自保管。對於這個革命大團體的名稱，有人提議“對滿同盟會”，但孫中山解釋說，“革命黨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這一想法得到了與會同志的贊同。
孫中山提議命名“中國革命同盟會”，黃興有異議，他出於對革命黨員安全的考慮，建議將“革命”兩字刪去；會議通過了黃興的建議，這樣，“中國同盟會”的名稱才確定下來。
會議中，孫中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最後他被同盟會選舉為會議主席。同盟會成立後，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與保皇派展開論戰。汪精衛、陳天華、朱執信等留日生都成為論戰的急先鋒。胡漢民所寫的《〈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羅列兩報觀點分歧的12個問題。汪精衛的長篇政論《希望滿族立憲者盍聽諸》，對康、梁的觀點形成了逐一反駁的態勢，批駁了康、梁借立憲之名，實為封建王朝搖旗的行徑。
留日生留學日本，積極參加革命組織，為中國革命奔走疾呼，在革命的行動中，他們也不惜生命代價，身先士卒。黃花崗起義時，林覺民、方聲洞等留日學生毅然歸國，演繹了一場壯烈的“自殺式”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卻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為推翻專制王朝奠定了基礎。
以上內容節選自《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學生歷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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