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被动挨打，以及其后西方列强的索要多端，清廷不得不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在孙中山青少年的时代，清廷以“自强”“求富”作为指导思想，开始向欧美国家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学习强国之术。但是，当时的洋务运动是以“以夷制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原则的模仿抄袭，是对一种所谓的“强国战略”的缝缝补补，只求“治标”，不求“治本”。这样，中国就不可能在根本上实现变革图强。
1896 年，孙中山到欧洲游历后，目睹了西方富强昌盛的景象，反思中国虚弱、被动挨打的局面，他感到，中国要实现富强，只有奋起直追、实行从上到下的变革。但是，他的这些改革思想触及到了当权者利益，李鸿章不接受，朝廷中的保守派自然更是反对。出于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寻找新生的力量。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富强，爱国留学生是不可多得的力量。
孙中山自1894 年成立兴中会之时，就注重发展留学生力量。但是，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得到学生们的支持。维新变法之前，中国学子多在欧洲留学，他们对孙中山发动革命行动持支持态度的可谓寥寥无几。
1897 年夏天，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他仍然把目光瞄向了留学生。但是，在1900 年以前，留日生人数还不满100 人，并无任何革命团体与组织。留日学生革命意识的萌发始于20 世纪初。1900 年留日生超过100 人，留学生戢翼翚、沈云翔等发起组织“励志会”，是为留日学界的第一个团体。“励志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目的，内中亦有激烈分子。1900 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保皇立宪的自立军起义，就有部分“励志会”成员回国参加，但这时的留日生尚无明确的革命意识。这一年，国内接连发生义和团事件、自立军起义以及孙中山发动的反清惠州起义后，清政府在国人心中的权威与合法性地位一落千丈，激进分子纷纷流亡日本群集东京，国内外风潮逐日高涨，留日学界的勤王与革命的界限，渐次分明。“尤其是一部分留日学生之间，高唱排满共和者日渐抬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脱险归来的留学生纷纷转向革命，靠拢孙中山。
在留学日本的爱国学子中，黄兴是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黄兴1902年被张之洞选派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入读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走向革命有着一定的曲折性，他原本和众多科举士子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他到日本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与杨度、陈天华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
1905年在横滨，孙中山与黄兴一见如故。这次见面，他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谈话中，两人提出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
兴中会与华兴会的联合，开启了革命的大同盟。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都纷纷拜会孙中山，表示拥护这种统一的革命同盟。犹如百川归海，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光复会等也纷纷要求加入孙中山与黄兴组建的新的革命团体。
1905年7月30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邀约留日学生和在日本的爱国华侨，在内田良平住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的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都有代表参加。
这次集会，由黄兴主持，在专门的一间小密室里进行各个团体的入盟证明书，由黄兴亲自保管。对于这个革命大团体的名称，有人提议“对满同盟会”，但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这一想法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
孙中山提议命名“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有异议，他出于对革命党员安全的考虑，建议将“革命”两字删去；会议通过了黄兴的建议，这样，“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才确定下来。
会议中，孙中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最后他被同盟会选举为会议主席。同盟会成立后，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与保皇派展开论战。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等留日生都成为论战的急先锋。胡汉民所写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罗列两报观点分歧的12个问题。汪精卫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族立宪者盍听诸》，对康、梁的观点形成了逐一反驳的态势，批驳了康、梁借立宪之名，实为封建王朝摇旗的行径。
留日生留学日本，积极参加革命组织，为中国革命奔走疾呼，在革命的行动中，他们也不惜生命代价，身先士卒。黄花岗起义时，林觉民、方声洞等留日学生毅然归国，演绎了一场壮烈的“自杀式”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为推翻专制王朝奠定了基础。
以上内容节选自《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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