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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宁波人。在我小时候，日常的早饭菜单是：

热牛奶，配万年青饼干（来自爷爷的饼干罐）
泡饭，配白豆腐乳，或红豆腐乳加糖，或油条蘸酱油

差不多你也能看出来了，并不是什么美味。泡饭是那时候最常见的早餐主食，其实就是拿隔夜的剩饭加水，煮开后直接吃，你理解为“白开水泡剩饭”也差不多。油条通常会派我去买，越过门前的小河、去镇明路上的餐饮店排队，拿淘米用的篓盛回来，10根。听着数量很多？但我们那时候是个大家庭，以爷爷为家长，大家住在一起，分到每个人，不足1根。至今如果在早餐遇见油条，我仍然最想倒一碟酱油，蘸着吃。可见童年的饮食真会留下深刻的印记。

唯一的例外，是我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发烧到接近40度，也还是去上学的。早上爸爸就会去买回来一碗热馄饨。大概是觉得生病时应该吃点好的吧。在我小时候，馄饨并非常见——“非常见”就容易觉得稀罕，每次生病给买碗馄饨。这是从爸爸的角度思考的结果。但是，从我的角度呢？每次吃馄饨，都在发高烧。你也知道的，发烧到某种程度，明明理智上知道那是好吃的，但实际上的感觉却并不舒服。所以长大以后，可以自由选择早饭的品种了，我不喜欢泡饭、甚至连累到：粥；对馄饨也兴趣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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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年年初。我的爷爷突然过世。

我悲伤到无法开车，我们家吴先生带我启程，从上海赶回宁波。路上在服务区停留，他问我：吃什么吗？我什么都不想要，却忽然想起念高中时、搬出老宅后，周末回去，爷爷会打开饼干罐，拿给我两块万年青饼干——那时候，饼干早已不止这一种了。

第二天吴先生回上海工作，留下我作为长孙女参与葬礼的前前后后。

2天1晚，我几乎没有睡觉，也几乎没有吃东西。如果你有过类似经历，我想你会了解，那时候整个人都落在某种状态里，有亲友来，我陪伴他们与爷爷道别；四下无人的安静时刻，我就坐在他跟前。

我们家是个古老的诗书人家。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吧？在我小时候，一大家人住在老宅，爷爷就是大家长，约束着、维系着整个家族的行为方式。虽然后来他年纪大了，生病做过几次大手术，不做什么具体的事；再后来身体渐渐衰弱，大部分时候就是独自坐着。或许对其他家人而言，他是需要照顾的老人家；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那个维系着家族的大家长。

爷爷对我的重要程度，或许任何人都想不到。

之前我还说，要写一部家族历史，从太奶奶那一辈开始，一直写到现在，横跨百年历史。我想写家族中的几代人、每代人中的不同成员，因各自的性格、特点，在时代的起起落落中，获得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但整个家族的底色上，有某种一致的、不变的东西。而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正是维系它的枢纽、关键。我那时候就想：要快点写啊，趁着爷爷仍在。

悲伤的时候，我想要一碗热馄饨

结果，还没动笔，他就已经走了。

我坐在他跟前，回想起小时候的很多细节。他打开饼干罐，拿给我两片万年青饼干；他买了酒酿盛在大搪瓷杯里，是给全家人做酒酿圆子用的，但会先分我两勺；吃饭的时候，大圆桌，他坐最中间，右手边那个位置永远是我的——这意味着，我的面前永远是最好、最新鲜的菜。

孙辈4个孩子，我是唯一的女孩，后来好多人都曾经跟我说，家里“重男轻女”，说我受委屈了，但我小时候完全没觉得啊！只是不断地听到爷爷跟别人说，这是唯一的孙女，“一盆花”。我是最受宠、最骄傲的那个。爷爷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还念幼儿园的时候，就教我识字和算数；而我同时也学会了他教的、我们家族的行事方式：自律，保持自己的判断，不受周围环境影响。

在这个层面上，或许我最像他。

我坐在爷爷跟前，2天1夜，除了迎来送往，大部分时候很安静。我从记忆里翻找出很多温暖的片段，但是，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守着爷爷，坐在他跟前了。直到出殡的那天凌晨，天还黑着，极冷。据说是按照（不知道哪来的）风俗，要给家里人的每个人几个热包子做早餐，吃饱了，送爷爷上路。我模模糊糊从叔叔的手里接过一个，第一口咬下去，突然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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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完葬礼，送别亲友，又为家里做了些安排，我准备回上海。

宁波市中心不大，搭出租车到火车站也就是10分钟，我在路上睡着。醒来时已是傍晚，风大，冷，天快黑了。我头脑昏沉，在昏暗的候车大厅里转悠，给吴先生打电话，说20分钟后检票，打算先去买杯咖啡续命，却不知道咖啡馆在何方。

挂掉电话，看到对面有一家。旁边还有个馄饨铺子。

悲伤的时候，我想要一碗热馄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