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文
幾年前，浙江衛視曾播出過一檔名叫《健康007》的綜藝，讓演員以偵探劇的方式呈現各種患病人群的日常，再由年輕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來推測人物得的到底是什麼病。
節目形式引自日本NHK的《綜合診療醫》。片中提及的病例會由專門的調研組分析半年甚至更久。工作人員對演員的要求會精準到手怎麼放，抽搐怎麼個抽法都要符合醫學事實，是個慢工出細活的過程。但在中國，這種對細節的執著太奢侈了。
中方用短得多的時間將節目製作完成，當日本60多歲的女製片人來華指導時，著實吃了一驚。她發現中方的編導都是90後，感嘆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同行多是有十幾年經驗的前輩。日方提出質疑，這麼年輕的團隊經驗夠嗎？這個年輕團隊做出的節目只播了一季，就退出熒屏了。而在日本，這類健康綜藝節目已有十多年曆史。
日綜誕生於上世紀50年代，算是亞洲綜藝節目的“老大哥”。家庭創意表演類的《超級變變變》，連邁克爾·傑克遜和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都會參與的人氣偶像主持類節目《SMAP×SMAP》，還有各種在街頭整蠱路人的惡搞節目，這些也成了一部分中國80後的童年記憶。
木村拓哉曾主持偶像綜藝《SMAP x SMAP》
很多亞洲綜藝中常見的遊戲模式都有日綜的影子。當紅的韓國綜藝團隊普遍有求學於日本的經歷。資深日綜製作人馮爾座曾對媒體介紹，早年韓國團隊來日本學習，希望合作，但日本人沒有答應，韓國團隊就住在東京，拍下所有日本綜藝節目，帶著一大堆錄像回國研究。2015年底，韓綜《RunningMan》的負責人林衡哲還為抄襲日綜《VS嵐》公開道歉。也有業內人士將日綜稱為亞洲綜藝“食物鏈”的頂端。
近兩年“限韓令”之後，依賴韓綜模式的中國綜藝能否受日綜啟發，開闢新的綜藝路徑？也許除了搞笑，綜藝還有另一種可能。
小事不小
去年，日本綜藝《屋頂告白大會》的一段視頻在微博廣泛傳播。片中，初二學生久保田向同桌女孩表白說，“我和天使的距離只有30釐米。那之後的每一天都像在做夢一樣。”惹得現場不少女生起鬨。誰知，他緊接著說，“可是！學校方面卻來阻礙我！換座位了！”現場又笑成一片。
《屋頂告白大會》中初中生久保田向同桌女孩告白
“和我一班的蘭央桑！現在距離我5米50釐米，這樣遠距離的戀愛我已經受不了了。請和我交往！”
可惜的是，蘭央桑已經有男友了，拒絕了這份告白。
不少網友被孩子們的單純和直率打動，這種另類“愛的一課”也與國內禁止“早戀”的規矩形成鮮明對比。湖南衛視近期推出的新節目《少年說》，就被指疑似抄襲了《屋頂告白大會》。在《少年說》中，少男少女之間的告白變成了孩子向家長控訴，或者向同學表達友誼。
另一檔名叫《料理東西軍》的綜藝裡，喜歡探究如何用肉丸子和中國火鍋占卜。在《矛與盾》節目中，會出現“無論什麼鎖都能打開的人”遇到“別人如何都打不開的保險櫃”會發生什麼的話題。日本當紅深夜綜藝《月曜夜未央》節目會調查卡車司機們喜歡聽什麼音樂；待人客氣的京都人在日本國內卻以傲慢、腹黑”著稱；民間發明家大叔一併解決脫髮和運動不足的神器效果如何……
這些沒什麼意義的身邊小事正是日綜的最大組成部分。
日綜善於以科學試驗的態度去解構無聊，而這個過程往往會把無聊變成有趣。
劇組經常會對比日本各地民風，製造出一波又一波的全民大吐槽。在日本全國女性身材數據中，岐阜和京都的女性平均胸圍最豐滿，而埼玉縣的最低，為搞清背後的原因，《月曜夜未央》劇組請專家做了基於多項數據的分析。
日本當紅深夜綜藝《月曜夜未央》
節目調查發現，影響胸部發育的因素中，雌性激素是關鍵。而睡眠時間對雌性激素分泌影響最大。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統計，埼玉縣女高中生花在補習班上的費用全國第一，在家學習的時間全國第四，睡眠時間全國倒數第一，由此推斷，影響了胸部的發育。
節目播出後，埼玉縣長把此事當成了“危機公關”，甚至寫信給劇組介紹該縣豐富的歷史和自然資源，稱很遺憾節目組沒有充分表達埼玉縣的魅力。
“以嚴謹認真的態度討論無聊的題目，是日本最大的特徵。”日本在華綜藝導演山下智博對本刊說。他也是位微博網紅，創作了多個加深中日相互瞭解的網絡綜藝節目。
“把很傻的問題追根到底地去探究，當中也會學到一些知識，這才會引起大眾興趣。我們日本人有這樣一個風俗，就是會對有趣的人保持敬意。做一件非常無聊的事情，卻能成為讓芸芸大眾看到的存在，這是綜藝節目的根本。”山下智博說。
他介紹，日本製作團隊的自尊心很高，他們相信，節目中有名人出場收視率變高是理所當然的，而不依靠名人一樣能把節目做得有趣，並獲得高收視率，才是真本事。因此，優秀的製作團隊會長期思考不論誰參加，都會讓節目有趣的方案。這也是日綜中普通人佔比大的原因之一。
窮則思變
“日本綜藝一直以腦洞大著稱。”樂正傳媒董事彭侃對本刊說，“他們善於把一個事做到極致，日本民族精神裡就有一股叫‘勁兒’的特質，他們的工匠精神也是如此。”
文章開頭提到的養生節目案例，就是彭侃參與的一次中日合作。雖然很欣賞日本同行的認真作風，但彭侃覺得這種對高質量的追求也有反作用，比如效率低，流程死板。他介紹，目前國內很少引進日本版權節目也有這個原因。
他認識的一個國內王牌綜藝節目製作人剛從電視臺出來，自己創辦了公司，希望和日本的電視臺合作。日方卻表示，他雖然很有名，做過很成功的節目，但因為他的公司剛成立，日方要對公司進行一系列資格審查，合格後再談合作，而這個審查時間是半年。在國內，半年的時間裡節目都可以製作完成並播出了。
除了民族性格，日本電視業的客觀條件也讓綜藝團隊不得不死磕創意。中國的同行也經常琢磨日綜哪兒來的那麼多點子。彭侃覺得，其實日本人的創意是被逼出來的。
日本有五大民營電視臺，競爭異常激烈。2016年，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博導楊乘虎赴日本電視臺NTV做調研。他發現，電視臺的電梯間、辦公室，走廊角落裡到處都能看到即將推出的節目預告和已推出節目的各項收視率，力爭收視的標語滿天飛。在中國，網絡視頻節目發展勢頭強勁，而在日本，電視臺的地位依然穩固。這種同行間的激烈競爭，讓綜藝團隊必須以創意取勝。
中國網友間有句調侃叫“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而這句話用在日綜團隊上則是“窮則思變”。
彭侃介紹，現在中國製作一季綜藝節目的成本經常上億，而日本一期綜藝就幾十萬元或更低。土豆網綜藝節目製作人劉柳也向本刊介紹，日綜多是小體量節目，很多節目的外景拍攝就一到兩個員工加一臺攝像機。而中國近幾年受韓國影響，一個演員就配置兩臺機位，一個外景拍攝用三四十臺攝像機很正常。
“因為成本低，日綜會做很多嘗試。中國目前這種綜藝生態大家都奔著大投入、大產出去做，輕易不敢嘗試一些新鮮的、純原創的模式，我個人還挺失望，這是我們行業的一個尷尬。”劉柳說。他覺得輕巧的日綜，“伴隨感”很強，他喜歡日本的整蠱系綜藝，腦洞大且二次元屬性強。
“因為大體量的綜藝容錯率很低，所有資源砸上去，一定要奔著成功去。日本這種輕體量的節目，原創內容發揮的重要性更大，模式、腦洞、創意的成分自然佔據更多。”劉柳說。
在行業競爭和經費緊張的夾擊下，日綜要想存活，不斷生產創意是唯一出路。
本土至上
每年的戛納電視節上，日本電視臺都會舉辦模式推薦會，以一些新穎點子吸引國際同行的注意力。彭侃每年都會參加，他總結日綜的創意秘訣是“脫胎於現實生活，抓住一個很小的點，把它做大，並不斷變換”。
比如，日綜裡有一個叫人體娃娃機的遊戲，就是把街頭用機器抓玩具的遊戲變成真人版，把人吊起來，再從海洋球或水池裡抓定製玩具。中國臺灣和大陸的很多商業街區已採用這種遊戲模式。
專門研究創意的學者楊乘虎也介紹，日綜的很多創意就是把生活中的常見事多想一步。在日本調研期間，楊乘虎和日本有二十多年曆史的高人氣綜藝《鐵腕DASH》的製作團隊交流。該節目由日本流行男子樂團TOKIO出演，他們2000年在福島縣內的一個村莊耕地、挖水渠、建房、修路、養牲畜，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樂團成員也承擔了橫濱DASH海岸水質的改善工作，促進生物繁殖，甚至發現了國家一類瀕危物種——八目鰻。他們收割玉米的方式，對草莓種類的改良，和用一萬塊磚砌成反射爐的活動也被實際推廣到當地農業生產中。一個唱流行歌曲的樂團通過綜藝成了“日本唯一的土木系偶像”。
“日本的工業化程度非常高，現代文明和科技將人物化，我們人本身不借助現代化工具，還能做什麼？這是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反思。這種實驗性綜藝節目就是反思的體現，它在迴歸農耕文明中，又會發現什麼（新的東西）。”楊乘虎說。
該節目創造的這種和現實世界對照的真實感，引發了日本全國的高度關注。2011年，受福島核洩漏事故影響，“DASH村”受限不得入內，樂團成員帶著之前積累的農業知識去日本各地農村見習，後又開墾了新的島嶼。
“這些明星不是在華麗的餐廳裡，互相輕鬆地說說段子，輕描淡寫一些嚮往的生活。他們真的是身體力行地藉助科學家的支持，用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更重要的是毅力踐行著一種在現代文明觀念下極其可貴的生活觀。”楊乘虎說。
這種創意的背後，也是內容團隊對人性的洞察。比如，楊乘虎記得有日本製作人發現，請博士們靠智商答題比賽效果往往一般，但如果題目和他們的專業知識完全不相關，輸贏完全靠運氣更能吸引觀眾注意。
一個人為什麼會有邪惡的想法？都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那麼給一個人一百萬讓他出賣隊友，他會怎麼做呢？日綜往往會去實踐這些沒什麼實際意義的設想。某種程度上說，日綜就是一個以人類為研究對象的實驗場。
日綜在中國一直屬於小眾節目，有著一群忠實穩定的觀眾。大部分中國觀眾更熟悉《RunningMan》等韓國明星類綜藝。與大力出口的韓國娛樂產品相比，本土至上才是日綜的原則。
有話直說
“日本是世界上最愛看綜藝節目的國家。”江戶川大學傳媒專業副教授西條升曾如此評論。有媒體統計顯示，在日本五大電視臺晚間3小時的黃金時間中，綜藝節目時長近兩個半小時，新聞節目的時間都受到擠壓。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多次上綜藝拉好感。
去年11月，安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共打高爾夫。今年1月3日，安倍參加綜藝節目《我嫉妒的厲害的人》時，主持人北野武問，“特朗普好像作弊了吧？”安倍笑著回，“請不要說破壞日美關係的話呀。”他還自曝當時打球時在沙坑中跌倒的糗事，稱自己一直嫉妒那些有文采又有運動細胞的魅力政客，還提到向喜歡的美國女運動員寫信，收到“愛與和平”的回覆。
有人分析，也許是日本高壓的社會環境讓大眾如此迷戀綜藝。
山下智博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以日本80後為例，“其實與其說是緩解壓力，不如說回家以後看綜藝節目是80後的一個習慣。80後（童年）是生活在以家庭為中心，觀看電視的時代，當時沒手機和電腦。與中國年輕人比，日本人看動漫的時間是較少的，最多的還是看三次元的綜藝節目。”
央視少兒頻道早年引進的日綜《超級變變變》就是日本國民與綜藝關係緊密最好的例子。這是一款變裝創意作品的現場競賽類節目，有著近四十年曆史，是日本最長壽的節目之一。參賽者三井就說，自己從16歲至今已參加了48次比賽，還在此遇到了愛人。
選手們很多都是以家庭為單位，自己製作服裝，編排創意來表演，經常有爺孫組合和三口之家組合等。節目的實質早已不是比個輸贏，連評委都說，“除了蠢到家的作品，我們還想看到大家燦爛的笑臉啊。”
日綜中有三大寶，素人、搞笑藝人和偶像組合。其中，素人多以不可預料性取勝。
Annie是一位香港的日綜迷。因為喜歡《月曜夜未央》，她還在社交網絡上建立了“月曜依賴症”的主頁。她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在“大舌頭”專題街頭採訪中意外走紅的路人。劇組請專家分析她的舌頭形態得出結論，日語中的五十音她只能讀準一半。這位女士認真地重複著“無發果（無花果）”“豪次（好吃）”“蘆順（蘆筍）”，卻永遠讀不對。節目播出後，觀眾稱她為“音樂結姐姐”，並把她捧成網紅。在日本，這種“素人明星”並不少見。
與國內較少的明星喜劇人，知名綜藝主持人不同，日本娛樂圈有大量優質的綜藝人才儲備。像導演北野武就是喜劇人出身。日本現在當紅的綜藝人松子，以大膽毒舌又溫柔善良著稱，同時主持四五檔節目。
日本著名綜藝主持人松子
“松子有話直說，不介意被人討厭也不刻意討好任何人的風格比較難得，我經常對他的話產生同感，會有學到一課的感覺。”Annie說。這些有個性又敬業的日本綜藝人也是節目質量的保障。
不論是從首相到路人的全民參與，還是劇組在創意上的全情投入，一切元素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真實。
國產綜藝：買來的創新
“日綜最大的特點就是真實。” 楊乘虎說，日本綜藝非常強調鏡頭的闖入，電視傳媒的基本功之一就是闖入到現實世界，看看會發現什麼。
在綜藝《跟你去你家可以嗎？》中，劇組會在深夜電車停運時，在車站隨機找路人，劇組報銷打車費，問是否可以去路人家看看，然後呈現出一個個家庭真實的生存狀態。比如，一位女大學生在做陪酒工作，一開始觀眾可能對這個人有各種預判。劇組發現女生家裡有很多醫療方面的書，問了才得知她得了癌症，但依然樂觀。也有外表體面的白領，家裡一團糟，有一堆沒拆封的快遞箱子，整個人也狀態萎靡。
“這種攔街式訪問和闖入家庭的觀察。都是一種新聞採訪的呈現。”楊乘虎說，“回顧我們中國八九十年代印象深刻的娛樂節目，哪個不是回應了這個時代？比如綜藝大觀，這種形式在美國現在都很流行。”
楊乘虎發現，日綜的團隊雖然做的是娛樂節目，但從未放棄用新聞的眼光看世界，而中國同行則經常自動關閉新聞觸角。日本劇組在問題設計上善於從小事入手，比如在大街上問受訪者在等誰，每個人的回答都不同，生活的奇蹟往往會從隨意的小問題開始撲面而來。
面對眾多素材，團隊為什麼最終選擇加工這些人？他們的故事與日本社會有什麼關聯？楊乘虎認為，一個節目如果沒有對媒介、對新聞基本的把握，純粹靠包裝呈現出來的內容可能就不能給人觸及靈魂的感受。
“綜藝節目最重要的是價值觀，也就是笑完之後，能留下的東西。” 楊乘虎說。“你不能封閉在一種所謂的雞尾酒的密封瓶裡，以絢麗的顏色或挑戰味蕾的這種口感來實現存在的價值。”
從2004年開始，國內各大電視臺向全球瘋狂購買綜藝節目版權，以韓國為最。最多時，一種類型節目有十多家電視臺在播。電視臺間的互相抄襲問題也很嚴重，一度惡性循環。像韓綜這種高度工業化的產品，一旦賣出版權，韓方會派出自己的製作團隊來把控海外版，對國內電視臺而言省時省力，更不用自己動腦了。
直到2016年9月，廣電總局出臺一系列關於綜藝的禁令，其中包含禁止新籤韓國電視劇、綜藝節目合作項目。楊乘虎認為，某種程度上，這種突然阻斷是個好事，韓綜的強勢登陸壓抑了中國電視市場的創造力。
楊乘虎等多位中日專家都表示，日綜因各種特質並不具備被直接照搬的條件，但它們對創意、價值，和現實生活的理解與關照，更值得思考。
“買來的創新，不是自己的創新。”楊乘虎說。
（實習生高佳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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