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李家坡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得伤寒去世了;8岁那年,母亲出山赶集去卖布,被国民党的骑兵踏成重伤,人抬回来后没钱医治,不到三天人就不中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席把母亲裹了裹草草埋葬。为了生存,我先后过继给两户人家,但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红眼睛、绿指甲的妖怪,使大山里的人们对红军非常害怕。1933年9月1日,17岁的我与7个伙伴在山上放牛这时过来一支队伍。他们非常和蔼地与我们]拉家常。在交谈中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与伙伴们商量,与其在家饿死,还不如当红军替穷人打天下,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于是,我们8个人把牛送回家,一起参加了红军。一个月后,我们8个人分开了,我被分到红四军12师33团2营6连当通信员。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长征。没有粮食就吃战马、耗牛,没有战马、耗牛就吃草根、皮带,相当艰苦。解放后,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再看了,看着电影我就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呀!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战友的名字我忘不了,他叫唐志明,在翻越党岭山时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1936年2月下旬,我们部队来到党岭山下。党岭山是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海拔五千多米,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被称为“万年雪山”。我这时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马夫排担任马夫,为红大的首长服务。这天下午,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征服“万年雪山”了。为了御寒,出发前,我们每人仅喝了半碗辣椒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最好的给养了。
我随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只元得头晕脑涨、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坐在地上休息。此时天已经黑了,映着雪光看见部队在前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小李!小李!快起来。部队都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听见喊声,我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原来是战友唐志明。他年龄比我大,是马夫排的负责人。
看着唐志明我说:“我有病了,走不动了。”“赶快起来,再坐一会儿就会被冻死!你起来拽着马尾巴我把你拽上山。”我在唐志明的搀扶下,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拽住了马尾巴。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马走,我的手就松开了又坐在地上。唐志明见状又走过来,把马尾巴拴在我的手上。就这样一步一滑,我们向山上走去。沿途见到不少战友被冻死在路上。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这时,我的精神也好多了。唐志明对我说:“小李,下山就好走了,我得赶部队去,你在后边慢慢走。”
1950年,张佩萱军政大学毕业后,根据当时沿海作战的需要,组织上又派他到军事交通学校学习,期间,他又被调到航务干部训练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航务军运处驻宁波港岸军运代表办事处工作。由于宁波港岸地处台海前沿,经常受到蒋匪飞机的骚扰轰炸,上级决定,在宁波一带布设防空器材。于是,组织运输庞大笨重防空器材的重任就落在了张佩萱身上。
一个防空器材就有近十吨重,要把这些器材运送到苏联专家指定的各个位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困难,从不服输的张佩萱反复试验,决定把若干个小船固定在一起装载防空器材,遇到过不去的小桥时,就把防空器材拉上岸、拖过桥。小船也拆分开,分别过完桥后,再固定在一起,装载上防空器材继续前行。这种办法看似繁琐,但在当时却是最有效的办法,数十台防空器材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这种办法安全运送到指定位置。
转眼来到了2005年,张佩萱已是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于是他连夜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写道:“由于工作调动频繁等种种原因,我虽有入党志愿,但至今仍是一名党外人士。为此,我深感羞愧,难以启齿。现在我已80高龄,已是夕阳西下之年,简再顾及面子,不敢启齿,将抱憾终生。经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心摒弃羞辱之心,勇提入党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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