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709- 785年)是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艺术以雍容伟壮、刚柔并举、朴实无华而著称，而他的人品也同样令后人称赞，刚直不阿，忠正诚实，敢于直面抨击权贵。光绪帝在览书之余，认真地临摹颜真卿的“自书告”，表达了自己“立德践行”，锐意进取的志向。
《马关条约》签订后，年轻的光绪帝深感国势日衰，山河 破碎，不甘心作亡国之君，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遂起意维新变法。在其师翁同穌等人推荐下，与维新派人士广泛接触，决心变法维新，改变国势积弱的状态。
从光绪十八年(1882年)起，康有为曾先后数次上书光绪帝，但由于守旧派从中作梗、上书没能递到光绪帝手上。光绪二十三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骤起，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直陈中国面临的危险处境，提出变革的三点主张。光绪帝命令五大臣召见康有为“问话”。康有为受到五大臣之一翁同解的赞赏，被推荐给光绪帝。光绪帝谕令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和扣压，同时命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著《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变法维新从此由奔走呼号进入到立章实施的阶段。
《应诏统筹全局折》印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八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是为第六次上书。康有为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命运，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他建议光绪帝仿行“明治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做好三件大事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参与;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这道较为温和的改良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赏识。
翁同斷(1830- 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朝状元。光绪五年(1879年)起为光绪帝师傅，先后充任军机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是光绪帝身边最得力的谋臣。甲午战后，翁同斷深感痛心，遂生变法维新念头，联络维新志士，企图通过变法实现光绪帝亲政。他赞助变法活动，破格求贤，曾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才堪大用，成为维新派与光绪帝之间的中介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仅四天，即被慈禧太后罢职回籍，使维新派力量大减。戊戌政变后又被正式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李端棻(1833-1907年)，贵州贵筑人，同治朝进士,曾任翰林。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从事维新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上疏请立京帅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请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设报学馆等。光绪二十四年，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充军新疆。光绪二十七年获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犹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已任，并首倡自办贵州矿产和铁路。
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慈禧太后虽然“归政”给了光绪帝，但仍隐操政权，光绪帝的大小决策，都要请示慈禧太后。对于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慈禧太后起初也一直是以冷眼看之，一旦光绪帝的改革触动了后党的利益，慈禧太后就要横加干涉，直至采用残酷的手段直接扼杀。
在后党集团中，满洲亲贵、内府枢臣中主要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党羽，也有势力极强的地方督抚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如洋务派首领、北洋重臣李鸿章就是后党成员中的重要一员。李鸿章在维新运动初步高涨之时，曾想捐银加入维新组织“强学会”，但由于名声较恶而被拒绝，遂怀恨在心，加紧了与慈禧太后的勾结。维新运动期间，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公然奏请解散强学会，并上疏慈禧太后，请求训政，破坏变法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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