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豉》出版以後，與此前出版的另兩本相同題材的散文集《酥鍋》、《錫壺》形成了一個家鄉散文系列三部曲，在讀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影響。這次又入圍淄博市第八屆文學藝術獎，苗露先生要我寫一下《豆豉》以及其他作品的創作經歷，我知道自己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比莫言還早，還年輕，當莫言向全球媒體坦承自己獲獎的喜悅時，我也在這裡檢點自己的文學夢想，心頭真是湧上萬千種滋味，一言蔽之，愧對文學又感謝文學。
我16歲參加工作，17歲被派往秦皇島156廠實習，初次離開家鄉的惶恐，新奇，一路所見所聞，濟南大明湖，天津水上公園，白戴河，山海關，姜女廟，在我的心裡形成了很大的撞擊，忽然有一種要寫、要發表的慾望，就在工作之餘，開始在廢紙上塗鴉，因為沒有文體概念，寫出來的東西終不知所云。那是1978年，文化的荒漠上罕有綠色。可以大快朵頤的文學著作還很稀有。一次去郵局往家中寄信的機會，我發現了郵局櫃檯的玻璃板底下，擺著《廣東文藝》、《江蘇文藝》之類的期刊，我原以為這些冠以“文藝”的雜誌只是刊登一些音樂作品，可是當我打開它們時，才如獲至寶。我幾乎把每月的工資買了飯票以後全部買成了雜誌。
回到博山以後，開始往淄博日報投稿，1980年的一天，我的第一篇千字文《故鄉情思》在“孝婦河畔”發表，這一年，我19歲。隨後，零星的散文、小說在日報發表。1982年，《淄流》雜誌來博山組稿，我開始嘗試報告文學的創作。此後許多年，每一個週末的晚上，我都去張宏森大柳行的家裡，參加一個小型的文學沙龍，這時，王蒙的意識流創作正如火如荼，宏森大段大段地背誦《蝴蝶》、《風箏飄帶》、《春之歌》、《夜的眼》《布禮》，我聽得十分迷醉。宏森的第一部長篇《陽光與蛇》正在寫作，青春的激情和強烈的創新意識感染者沙龍的每一個人。那個文學沙龍至今仍在對我發生著影響，它在我的內心深處置入了一個文學的信念和信仰。
35歲以前，我在金晶集團工作了20年，工作有忙閒，職務有升遷，但業餘時間，我不停地讀書、寫作。1996年，我離開博山調任《都市生活報》，後進入《淄博聲屏報》工作，這段時間，因為離開了博山，與家鄉保持了一定距離，通過比較，博山獨特的傳統地域文化，在我的心目中變得越來越凸顯，有很多老舊的東西隨著老城區、老街道的拆除，慢慢淡出人們的視線，我感到有些東西已經到了亟待搶救的程度，我應該用文學的語言、情景、姿態，把那些即將消失的溫情、古老的道義一一留住，我開始走街串巷，特別是走近那些八九十歲的老人，挖掘他們心中珍藏的“真金白銀”。很快，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酥鍋》，接著是《錫壺》，還附帶著出版了一本青藏高原遊記《吉祥高地》。《酥鍋》和《錫壺》連續獲得了淄博市文學藝術獎，這兩本書因為都是寫的家鄉博山的人和事，又有一定的文學美學含量，讀起來不像那些史志資料，很受歡迎，起到了挖掘、品鑑、弘揚優秀傳統地域文化的作用。王顏山先生曾經說，這些作品堪稱博山子弟不可不讀的鄉土教材。
《豆豉》是我的第四本散文集，收集了近三年來的散文作品32篇，這些文章仍是對博山鄉土題材的挖掘，對家鄉濃郁鄉情的抒發，對生命和人性光輝的謳歌。但我認為，《豆豉》較前者有更深的挖掘，更顯著的文化思辨，更具人文和美學價值。
《豆豉》延續了《酥鍋》、《錫壺》對博山地區鄉情民俗的一貫關注，依舊把博山老典型、老字號、老店鋪、老吃食、老習俗作為文學表現的取材。這些題材很土、很瑣細，但是距離讀者很近。年長者從這些對故舊物事的描述中喚醒對人生既往、滄海桑田的感應，年輕人則藉助文章的敘述去感覺家鄉文化的醇厚。這些故事涉及的人物就生活在或者曾經生活某一條衚衕裡頭，他們的命運和生活方式曾經相互影響和勉勵，在劫難當頭的時刻，曾經共同相互依偎共避風雨，人們對這些故事和人物充滿著天然的興趣，我的散文也幸運地受到追捧和歡迎。文學說到底是寫人的，不管裡頭有沒有客觀人物出現。散文也不能例外，不論我們寫了多少故事，場景，最終的落腳點還是人，是人的情感、價值和尊嚴。人們喜歡讀這些已經逐漸淡出人們視線的老舊故事，無疑是故事中的一個個人物，他的遭際，他的對策，他的活法，他的命運，在撥動著自己內心的某一根弦，強烈的共鳴讓自己嘆氣、頓足、流淚。《“和尚房”的歐戰華工》記敘了一戰時期博山義士孫幹先生，為了尋找西方文明特別是西方現代教育的秘訣，以35歲的中年之軀，甘冒槍林彈雨漂洋過海去法國戰場充當華工，並寫下10萬字的《歐戰華工記》，成為研究歐戰華工史絕無僅有的重要資料。《從“輝芳”到“泰雲”》記述了上世紀20年代肇始的博山第一家照相館，追溯了其創始者浙江寧波人郭錦卿立足博山創立“輝芳”，又易手泰安人鉉雲三的曲折經歷，在對百年老字號歷史傳承的勾沉中洞見博山近代服務業的發軔和興起，以及得以生存成長的社會環境。類似的題材還有《閒話澡堂子》。舊式澡堂子已經終結於老年人的記憶深處，但對舊式澡堂子的回味和品評仍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那就是對充滿儀式感的集體沐浴樣式的懷舊，隨著個性洗浴和桑拿時代的到來，溫情洋溢的澡堂子再也無法回到現實世界。這已經不單單是一個生活方式的變遷，隨之改變的還有情感和人心。寫博山的澡堂子是為了牽出另一個人物，就是民國時期理髮和扦腳高手蘇啟賢，他在南京為蔣介石修腳不止一次，屢受好評，回到家鄉後，他的傳奇經歷被訛傳為給蔣介石數次理髮，在文革中也找了一些麻煩，但人們通過對這位世紀老人的認識，還是頓悟人活一世需要的，既要豁達又要務實。另一個世紀老人是劉衍生，是我採訪到的年紀最大的主人公，他十幾歲學徒打造銀器，經歷過日本佔領時期慘烈的“謙益祥”慘案，國共“拉鋸”，三五反，文化大革命，用一生的智慧和膽識歷盡人間苦難，這是博山最後的銀匠，一個從記事起就篤定要自食其力、養家餬口的手工業者，而社會的反覆和動盪，竟然讓無數這樣的卑微勞動者無所適從，疲累終生。富有意味的是，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博山人，總有一種為自己找到生存的機會和空間的秉性。也許這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這些思考和想法貫穿在《最後的博山銀匠》裡頭。
《豆豉》還故意強化了某種閒適的筆調，以便於普通大眾讀者的閱讀。取材上閒適體現在對數篇悠閒題材的擷取。《臘九書趣》、《養喓蟈的雅趣》、《喇叭溝捉蟹》、《靈石》、《鄉戲》等都是。博山是歷史上有名的山壤僻野，卻是富裕數百年的繁盛之地。悠久的陶瓷、琉璃文化，形成了區別於其他任何地區的地域人文心理、生態和景觀。體現在飲食、起居、藝術、雅玩等方方面面。其中《養喓蟈的雅趣》，通過一位博山普通工人業餘時間餵養蟈蟈的趣味描述，洞悉了深刻在博山人內心深處的精緻、淡定、雅趣，與山林鳥蟲共享自然逸趣的興致。稍微有一點聯想能力的人可能會感悟到，人類具有天生承載苦難的能力，而其中的強者則能夠在苦難中享受生命的每一種形態，每一個進程。
《豆豉》的可讀之處還在於它的文學屬性，它的審美價值。是創作不是紀實，是表現不是再現。在樸素到極致的敘述中，置入哲學思考和美學思辨。文字的優美和樸實不再是一對矛盾，同時大量應用日常生活中還“活著”的地方語、俗語。這些遣詞造句的風格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文風，就是風格，讓讀者在閱讀不久便可以很容易地把作者和其他任何作者區別開來，是我最大的追求。
毋庸諱言，我的這些作品，起於一個美好的願望，卻止於一個殘酷的結局，那就是無法與大家的精品力作相提並論。詩有別才，非關書也。這是實在沒有辦法的事。如果還有人願意看，願意讀，對人有益，我還會一如既往地寫下去，貼著地面走，與土地共呼吸，希望我的作品能沾染到地氣的滋養和溫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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