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898．11．22—1948．8．12)原名自華，號秋實，後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東海，後隨祖父、父親定居揚州。幼年在私塾讀書，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1912年入高等小學，1916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2月寫的《睡罷，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詩處女作。他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參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響走上文學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江蘇、浙江一帶教中學，積極參加新文學運動。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創辦《詩》月刊，是新詩誕生時期最早的詩刊。他是早期文學研究會會員。1923年發表的長詩《毀滅》，這時還寫過《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等優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華大學任教，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創作則以散文為主。1927年寫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燴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學美國，漫遊歐洲，回國後寫成《歐遊雜記》。 1932年9月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校南遷至昆明，任西南聯大教授，講授《宋詩》、《文辭研究》等課程。這一時期曾寫過散文《語義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辭世。
（此文選自《經典常談》，題目為編者所加。）
屈原是我國曆史裡永被紀念著的一個人。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相傳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競渡據說原來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來是祭他的。現在定五月五日為詩人節，也是為了紀念的緣故。他是個忠臣，而且是個纏綿悱惻的忠臣；他是個節士，而且是個浮游塵外，清白不汙的節士。“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他的一生是一出悲劇。可是他永生在我們的敬意尤其是我們的同情裡。“原”是他的號，“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國的貴族，懷王時候，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現在的秘書。他很有學問，熟悉歷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參贊國事，一方面給懷王見客，辦外交，頭頭是道，懷王很信任他。
當時楚國有親秦、親齊兩派；屈原是親齊派。秦國看見屈原得勢，便派張儀買通了楚國的貴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懷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懷王果然被他們所惑，將屈原放逐到漢北。張儀便勸懷王和齊國絕交，說秦國答應割地六百里。楚和齊絕了交，張儀卻說答應的是六里。懷王大怒，便舉兵伐秦，不料大敗而歸。這時候想起屈原來了，將他召回，教他出使齊國。親齊派暫時抬頭。但是親秦派不久又得勢。懷王終於讓秦國騙了去。拘留著，就死在那裡。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說了。可是懷王的兒子頃襄王，卻還是聽親秦派的話，將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國的侵略一天緊似一天，他不忍親見亡國的慘象，又想以一死來感悟頃襄王，便自沉在汨羅江裡。
《楚辭》中《離騷》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時候所作。《離騷》尤其是千古流傳的傑構。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時作的。他感念懷王的信任，卻恨他糊塗，讓一群小人矇蔽著，撥弄著。而頃襄王又不能覺悟；以致國土日削，國勢日危。他自己呢。正如《史記·屈原傳》所言：“信而見疑，忠而補謗”，簡直走投無路，滿腔委屈，千頭萬緒，沒人可以訴說，終於只能告訴自己的一支筆，《離騷》便是這樣寫成的。王逸的《離騷經序》認為，“離騷”是“別愁”之意，班固的《離騷贊序》認為“離騷”即“遭憂”之意。屈原他是個富於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憤，隨著他的筆奔迸出來，正如劉熙載《藝概》中的《賦概》所言，是“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沒有篇章可言。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時候，叫“媽呀！”“天哪！”一樣；心裡亂極，悶極了，叫叫透一口氣，自然是顧不到什麼組織的。
篇中陳說唐、虞、三代的治，桀、紂、羿、澆的亂，善惡因果，歷歷分明；用來諷刺當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許多神話裡的譬喻和動植物的譬喻，委曲的表達他對於懷王的忠愛，對於賢人君子的嚮往，對於群小的深惡痛疾。他將懷王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情辭悽切，纏綿不已。他又將賢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從此便成為政治的譬喻，影響後來解詩、作詩的人很大。漢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誹而不亂”是怨則不怒的意思。雖然我們相信《國風》的男女之辭並非政治的譬喻，但斷章取義，淮南王的話卻是《離騷》的確切評語。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約漢人才合在一起，給了“九章”的名字。這裡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時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時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諷諫，下以自慰”；引史事，用譬喻，也和《離騷》一樣。《離騷》裡記著屈原的世系和生辰，這幾篇裡也記著他放逐的時期和地域；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敘傳，也“不皆是怨君”；後世都說成怨君，他埋沒了他的別一面的出世觀了。他其實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學。這可以說是神仙家，出於巫。《離騷》裡說到周遊上下四方，駕車的動物，驅使的役夫，都是神話裡的。《遠遊》更全是說的周遊上下四方的樂處。這種遊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遠遊》開篇說：“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篇中又說：“臨不死之舊鄉”。人間世太狹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無窮大的空間，所以要周行無礙；要無窮久的時間，所以要長生不老。他們要打破現實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闖出一個無限的世界來。在這無限的世界裡，所有的都是神話裡的人物；有些是美麗的，也有些是醜怪的。《九歌》裡的神大都可愛；《招魂》裡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說得頂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詭可喜。因為注意空間的擴大，所以對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有興味。《天問》裡許多關於天文地理的疑問，便是這樣來的。一面驚奇天地之廣大，一面也驚奇人事之詭異--善惡因果，往往有不相應的；《天問》裡許多關於歷史的疑問，便從這裡著眼。這卻又是他的入世觀了。
要達到遊仙的境界，須要“虛靜以恬愉”、“無為而治得”，還須導引養生的修煉工夫，這在《遠遊》裡都說了。屈原受莊學的影響極大。這些都是莊學；周行無礙，長生不老，以及神話裡的人物，也都是莊學。但莊學只到“我”與自然打成一片而止，並不想創造一個無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莊學更近了一步。神仙家也受陰陽家的影響；陰陽家原也講天地廣大，講禽獸異物的。陰陽家是齊學。齊國濱海，多有怪誕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裡，所以也沾了齊氣。還有齊人好“隱”。“隱”是“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是用一種滑稽的態度來諷諫。淳于髡可為代表。楚人也好“隱”。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齊國的影響，他愛用種種政治的譬喻，大約也不免沾點齊氣。但是他不取滑稽的態度，他是用一副悲劇面孔說話的。《詩大序》所謂“譎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說明。至於像《招魂》裡的鋪張排比，也許是縱橫家的風氣。
《離騷》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參差不齊為主。“兮”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經不少；句逗參差，也許是“南音”的發展。"南"本是南樂的名稱；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該與《風》《雅》《頌》分立為四。二《南》是楚詩，樂調雖已不能知道，但和《風》、《雅》《頌》必有異處。從二《南》到《離騷》到現只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長，由齊而畸的一個趨勢；這中間變遷軌跡，我們還能找到一些，總之，決不是突如其來的。這句逗的發展，大概多少有音樂的影響。從《漢書·王褒傳》可以知道楚辭的誦讀是有特別的調子的，這正是音樂的影響。屈原諸作奠定了這種體制，模擬的日見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作了《九辯》。宋玉傳說是屈原的弟子；《九辯》的題材和體制都模擬《離騷》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說話，不過沒有屈原那樣激切罷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個描寫“悲秋”的人。還有個景差，據說是《大招》的作者；《大招》是模擬《招魂》的。
到了漢代，模擬《離騷》的更多，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都走著宋玉的路。大概武帝時候最盛，以後就漸漸的差了。漢人稱這種體制為“辭”，又稱為“楚辭”。劉向將這些東西編輯起來，成為《楚辭》一書。東漢王逸給作注，並加進自己的的擬作，叫作《楚辭章句》。北宋洪興祖又作《楚辭補註》。《章句》和《補註》合為《楚辭》標準的注本。但漢人又稱《離騷》等為“賦”。《史記·屈原傳》說他“作《懷沙》之賦”；《懷沙》是《九章》之一，本無“賦”名。《傳》尾又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賦見稱。”《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列“屈原賦二十五篇”，就是《離騷》等。大概“辭”是後來的名字，專指屈、宋一類作品；賦雖從辭出，卻是先起的名字，在未採用“辭”的名字以前，本包括"辭"而言。所以渾言稱“賦”，稱“辭賦”，分言稱“辭”和“賦”。後世引述屈、宋諸家，只通稱“楚辭”，沒有單稱“辭”的。但卻有稱“騷”、“騷體”、“騷賦”的，這自然是“離騷”的影響。
荀子的《賦篇》最早稱“賦”。篇中分詠“禮”、“知”、“雲”、“蠶”、“箴”（針）五件事物，像是謎語，其中頗有諷世的話，可以說是“隱”的支流餘裔。荀子久居齊國的稷下，又在楚國作過縣令，死在那裡。他的好“隱”，也是自然的。《賦篇》總提分詠，自然和後來的賦不同，但是安排客主，問答成篇，卻開了後來賦家的風氣。荀賦和屈辭原來似乎各是各的；這兩體的合一，也許是在賈誼手裡。賈誼是荀卿的再傳弟子，他的境遇卻近於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鄉；很可能，他模擬屈原的體制，卻襲用了荀卿的“賦”的名字。這種賦日漸發展，屈原諸作也便被稱為“賦”；“辭”的名字許是後來因為擬作多了，才分化出來，作為此體的專稱的。辭本是“辯解的言語”的意思，用來稱屈、宋諸家所作，倒也並無不合之處。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賦為四類。“雜賦”十二家是總集，可以不論。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於縱橫家言。就中“陸賈賦三篇”。在賈誼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見，是他自題為賦，還是後人追題，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敘物明理之作。這三類裡，賈誼以後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響，但已漸有散文化的趨勢；第一類中的司馬相如便是創始的人。--託為屈原作的《卜居》、《漁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幾處用韻，似乎是《莊子》和荀賦的混合體制，又當別論。--散文化更容易鋪張些。“賦”本是“鋪”的意思，鋪張倒是本來面目。可是鋪張的作用原在諷諫；這時候卻為鋪張而鋪張，所謂“勸百而諷一”。當時漢武帝好辭賦，作者極眾，爭相競勝，所以至此。揚雄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人之賦”便是前者，“辭人之賦”便是後者。甚至有恢諧嫚戲，毫無主旨的。難怪辭賦家會被人鄙視為倡優了。
東漢以來，班固作《兩都賦》，“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張衡仿他作《二京賦》。晉左思又仿作《三都賦》。這種賦鋪敘歷史地理，近於後世的類書；是陸賈、荀卿兩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進一步。這和屈、賈言情之作，卻迥不相同了。此後賦體漸漸縮短，字句卻整煉起來。那時期一般詩文都趨向排偶化，賦先是領著走，後來是跟著走，作賦專重寫景述情，務求精巧，不再用來諷諫。這種賦發展到齊、梁、唐初為極盛，稱為“俳體”的賦。“俳”是遊戲的意思，對諷諫而言；其實這種作品倒也並非滑稽嫚戲之作。唐代古文運動起來，宋代加以發揮光大，詩文不再重排偶爾趨向散文化，賦體也變了。像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雖然有韻而全篇散行，排偶極少，比《卜居》、《漁父》更其散文的。這稱為“文體”的賦。唐、宋兩代，以詩賦取士，規定程式。那種賦定為八韻，調平仄，講對仗；制題新巧，限韻險難。這只是一種技藝罷了。這稱為“律賦”。對“律賦”而言，“排體”和“文體”的賦都是“古賦”；這“古賦”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真正的“古”如屈、宋的辭，漢人的賦，倒是不包括在內的。賦似首是我國特有的體制；雖然有韻，而就它全部的發展看，卻與文近些。不算是詩。
（文中圖片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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