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後的映秀和中國很多小鎮一樣，年輕人幾乎都離開了。趙小康是為數不多留下生活的一個。
地震時，趙小康在阿壩師範學院念高二，這是一所當時專門培養小學老師的大專院校。他是學校舞蹈社的成員。
那一晚，他和 1000 多個學生以及 100 多個傷員在學校操場上過了一夜，“你走過已經沒有感覺，已經被嚇懵了，一堆屍體，一堆人，”趙小康回憶說。
3 天后，當他在學校門口見到母親時，“繃不住，還是哭了。”
趙小康的家在地震中坍塌，慶幸的是家人尚在。
4 年後他從阿壩師範畢業，他的同學大多成為了小學老師。趙小康的軌跡略有不同，他加入了汶川縣城的羊角花藝術團，跳了兩年舞。
但他的父母固執地認為“跳舞不能跳一輩子”。辭職後，趙小康再一次與地震有了交集。
他意外獲得了一份在映秀當地做社工的工作。這時候，無論他還是父母都不瞭解這份工作的含義。
這是 2014 年。大部分在地震後到汶川的志願者和社工都已經離開。
留在映秀的社工組織只剩下兩個：廣州大同和香港理工大學的社工服務項目。趙小康分別在兩個項目服務過，他也是社工中唯一的本地人。他主要的職責是通過舞蹈帶動映秀鎮八個村的社區聯動，改善當地婦女的生活。
他的父母則將其解讀為“開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費的”。
但趙小康發現了這份工作的治療意義，對他服務的對象，也對他自己。甚至連其中的困難，都能讓人思考“世界何以至此”。
2017 年，在項目同事的介紹下，趙小康離開映秀，到了成都。現在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四川大學的地震寶寶項目，研究地震後出生的孩子的教育問題。
10 年後，趙小康的生活仍和“汶川地震”緊緊聯繫在一起。
今年 3 月 2 日，我們和趙小康在四川省邛崍市的文君井見面，那時他正忙於當地民政局的社工項目。
“2012 年我從師範畢業，其他同學都陸續去當老師，做公務員了，我因為喜歡跳舞，就在汶川縣城的文工團跳了兩年舞。當時正在地震重建，政府就把我們派到外地做感恩的公益演出。那時候收入特別低，一個月一千五六。
但我家人認為跳舞不能跳一輩子，剛好 2014 年 5 月廣東大同招社工，我面試成功後，就把我派到了映秀站點。之後我又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學的四川災害社會心理社工服務項目，這個項目有香港基金會的支持，每年都會有幾百萬過來。
香港的研究團隊調查後發現當地居民存在第一生活單調；第二鄰里關係不協調；第三就業困難；第四親子教育的問題，丈夫在外打工，妻子獨自在家撫養孩子。
所以我們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做災後康復，心理支持和情感支持，我是在最後一個階段參與的，主要做社區服務，負責映秀八個村的社區聯動。
生活單調我們就開設了舞蹈教學，當地婦女本身也喜歡舞蹈，因為映秀本地的文化就是跳鍋莊舞。
我們從張家坪村開始，每週三和週五下午去村裡免費教她們形體、瑜伽、民族舞、鍋莊等。我們選她們的空餘時間，不佔用她們的工作。
從張家坪村出來後，我又直接在映秀鎮建立了舞蹈中心，請各村的五名婦女來學習，再回到自己的村裡教其它婦女。
除了跳舞，我們也教他們減肥、化妝、羌繡等課程，還請醫生過來教他們心肺復甦的醫學知識等。我們在村裡舉辦篝火晚會時，婦女還會拍賣她們繡的羌繡手工活。
我們社工一共 10 個人，只有我是當地的，很多是外地的，陝西、北京等各地都有。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人員參與，比如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四川理工大學和四川大學的社工和實習生。
很多大學生都很熱心，但他們不瞭解當地的民風民俗，比如我們不能去提‘地震’這個詞，很多敏感詞彙我們都不會提，因為他們會聯想很多，但很多大學生過來就很盲目地做，他們不懂。
一個大學生過來，他們還沒有當地居民有社會經驗，你還對他們進行服務，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地震前，映秀是阿壩州最大的工業區，本地人大多在映秀灣電廠、九寨藥業等工廠工作。和全國各地衰退的工業狀況一樣，2000 年後，映秀工廠僱傭的人數逐年減少，但仍然能為當地居民提供不少工作機會。
地震後，由於工廠搬遷，居民面臨重新就業的問題。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佈置了要“把映秀鎮建成現代抗震建築博物館”的任務。
當地居民則圍繞著這一“博物館”的定位做著和旅遊相關的工作。
但“博物館”的吸引力遠沒有想象中大。
這並不意外。即使在地震前，在旅遊景點眾多的四川省，映秀鎮也只是前往九寨溝、臥龍和四姑娘山的必經之路。
即使地震後建立了映秀震中紀念館和被稱為“國內首創大愛文化旅遊品牌”的愛立方展覽館（現已關閉），但也不足以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旅遊景點。
2014 年，當趙小康開始做社工服務時，映秀鎮的年輕人已經離開，留下的大多是領著政府補貼金的中老年人，他們是趙小康服務的主要群體。地震後他們失去了耕作的田地，有些失去了家人，他們需要重新生活。
“映秀現在更多是就業問題，本來映秀是工業園區，地震後所有工廠都拆了，大家就業機會少。除了節假日，映秀幾乎沒什麼人，一條大道上，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一個人。
那種熱鬧的氛圍沒有了。
當地只有旅遊，前幾年大家除了開飯館就是開旅館，互相打工，賣旅遊產品，當導遊。但是和 2014 年相比，節假日來映秀的已經少了一大半，也可以說幾乎沒有了。
以前九寨溝的旅遊團會經過映秀，現在九寨溝也沒有了（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溝發生 7.0 級地震）。只有去四姑娘山那邊的散客，但大家不會在映秀住，不會在映秀吃。
我們之前做過很多招聘會，成都、都江堰、阿壩州定期都有招聘會，我們會把信息提供給居民，大型活動我們還會貼海報，比如汶川縣的皮鞋廠、服裝廠的招聘，我們也會家訪問他們的需求。
但他們都不願意去。我們面臨的多數是 30 歲以上的，他們覺得這個年齡沒有必要再出去了。有些去了又回來了，我們也沒有跟進，他們不願意，我們也不能強迫。
前幾年我們更新這些信息比較頻繁，但後面覺得沒什麼意義了，因為大家都不去。
後來我們就換了方向，因為映秀還有很多貧困、就業能力弱的人，我們就聯繫資源，幫一些貧困戶買了小母豬，教他們養，這樣下了小豬可以賣錢。我們請當地畜牧局教他們養，教他們藥怎麼用。
結果他們就把豬殺來吃了。
他們沒有那種意識，文化水平在那裡。這戶家庭的母親有精神疾病，又超生。我們在這一戶做了實驗後，就沒有再做了。
在映秀做社工困難太多、太多了….一是我們在整個居民、政府的眼裡，地位不高，原因是他們就不理解社工是做什麼的，不瞭解我們，很多就說‘他們是搞活動的’，‘他們會做心理服務’，都很片面。
他們以為你是志願者，他們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
我們的防震減災小組需要十個婦女和十個孩子準備應急包，但他們就是不理解你為什麼做這些，他們說‘我要跑，我就往空曠地帶跑就是了’，但他們在跑的過程中不知道要帶什麼藥品。
他們不參加，不聽社工的指揮，不關注，不在意你們在做什麼。
社工本來就是高校裡的一個專業，而且社工是有工資的，我們做這個項目也是有工資的。我們社工做事情是有理念、有方法、有計劃地去執行，最後我們還會總結和反思。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而志願者只是過來幫忙，他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幫忙，是他們愛心的奉獻。
政府方面的困難也很大。大型的超過一百人以上的活動我們必須和政府商量，相當於邀請它，它說不能做就不能做。你在人家的地盤上做事，不邀請人家不好。說白了，你是為它工作，必須把榮譽給到它。
我們第一次舉辦‘婦女文化節’需要一個很大的操場，我們招募了兩百多個婦女，需要消防，需要城管，但是我們社工肯定請不到，我們就只有從上往下，讓政府出面。我們找到當時映秀鎮的書記，把我們的活動方案交給他，但他完全不理我們，他覺得這種小事情他不想管，他覺得村民不鬧事就可以了，不想搞事情。
後來我們就找到另外一個鎮長，這個鎮長管民兵、軍隊這一塊，他比較瞭解，因為他參加了很多防震減災的活動，再通過他去找書記。所有這些事情就導致我們活動的時間、行程都會產生變化，因為用不同方式遞上去之後，政府做事情又很拖，一拖就會產生變化。”
趙小康加入社工組織時，24 歲，每個月掙著 800 元的工資，“要是看映秀鎮當地的收入水平，我可以收支平衡，但你要從年輕人角度出發的話，就…”
這份工作對於他來說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他需要學會與不理解他的居民相處，同時也要和當地政府博弈。這一過程中，他的收入也從每月 800 元，上升到 3000 元。
2016 年，香港理工大學的社工項目結束時，趙小康開始認真考慮把社工作為自己未來的職業。
他意識到映秀仍需要長期的支持和扶貧，他希望能延續這些社工服務。
但沒有了香港理工大學的資金支持，他必須尋找新的資助機構。民政局成了他的來源之一，2016 年他在當地註冊了一個社工機構，承接汶川縣民政局的項目，其中就包括了他此前從事的婦女文體教育類服務，同時也包括老人健康、青少年志願者培育、防災減災等工作。
那時，他是項目唯一留下來的社工，也是唯一的本地人。他計劃著把社工機構擴大，吸引更多社工加入，持續為映秀提供服務。
他設想如果順利，這也許能成為他維持生計的方式之一。
但一年後機構就因資金短缺被迫關閉，“ 當時我說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但確實考慮到我要生存，就沒有延續下來，”趙小康說。
讓他遺憾的是，社工服務停止後，“這些人的生活狀態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樣”。
“香港理工大學的項目在 2016 年快結束時，我們希望有一些延續，所以我又待了一年，在映秀承接汶川縣民政局的項目。把一些政府項目打包給婦女，讓他們去發現社區裡困難人群的需要。
但這個機構只做了一年就結束了。第一我考慮到自己的發展，在汶川的時候，我也持續接觸了成都的項目，有些項目比較吸引我，我一直待在汶川會有侷限。第二是那一年政府給的錢很少，特別少，經費非常短缺，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承接了。
最後停下來，我覺得很遺憾。
我們最初建立舞蹈中心，選出每個村 5 個骨幹婦女，建立微信群，目的就是調動她們的自主性，等我們離開了，她們自己可以參與。現在我們舞蹈中心還在，群還在，但社工不去支持他們，就停在這兒了。
以前一些主題活動我們主辦，請政府參加，我們離開了，也沒人主辦了，政府迫不得已的時候會做。但政府做的方式和社工做的方式不一樣，政府更注重儀式，我們更注重陪伴和參與。
我們也培養了舞蹈骨幹，但沒有一個外人在中間主持時，就沒法進行，後來他們排舞過程中有一些口舌，就會吵起來。我們也選了各方面的領導者，比如隊長、服裝、化妝、財務，但他們就是沒辦法繼續統籌。他們沒有這個意願，也沒有這個能力。
每個村有舞蹈隊後，政府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就會要求舞蹈隊表演，但是婦女肯定不願意，因為他們也有工作要做，這樣影響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兩年這些活動特別多，像‘精準扶貧’、‘文明世風’這樣的主題建設活動，各個地方來檢查，他們就要表現這個村，這個地方的居民生活很開心，‘你看天天都有人在跳舞’。 政府肯定就是這些方法。
所以現在就很矛盾，感覺到頭來是我們在幫他們去幹這些事，婦女也會排斥，但沒有辦法（無奈）。
現在，汶川對我們來說是心結了。
很難做起來，沒有人願意在那個地方做，除了當地人。如果要做，我們也可以從成都拉社工項目，但沒有什麼意義。現在當地還有機構在做，但我看他們做的東西跟社工沒什麼相關了，已經是政府讓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因為他們拿的是政府的錢。
地震剛結束有幾百個機構，幾百個志願者團隊、救援隊、基金會都在映秀做，太多太多的人。現在都撤出了，全都沒有了。
一部分原因是錢少，另外一部分是拿政府的錢，政府就有要求，它把錢給你，肯定要配合他們的工作，實現他們的目標和成效，但社工有他自己的專業價值，是吧？像我們團隊就很明確，我們要做自己的事，但你在人家的地盤上做事，就很困難。
之前政府支持我們只是因為我們培訓出來的舞蹈隊對政府是有用的，有非常大的作用，因為映秀很特殊，是一個接待的高發點，隨時都有接待。
但其他和他們不直接相關的，你對他們來說就是找事做，他們自己也很慢，什麼時候有時間處理你的事？
我們團隊剛到映秀做前期評估，就要做大量的問卷，找政府、找居民，找各種人填，政府就很反感，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
他們認為我們是邪教，它不認識你啊，香港那個項目又有很多人是外地的，不會說四川話，說也說不清楚。”
趙小康身上一直有 3 個標籤——“農村”、“師範”、“專科”。
畢業後他沒有選擇這些標籤所設定的既定軌道，而是選了一份他讀書期間完全不曾聽過，直到工作一年後才理解的社工職業。
他面臨著所有 20 多歲的年輕人都曾面臨的壓力
——成家立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的步伐比同齡人更慢，“我覺得我沒有那麼的去趕，所謂人生的那些安排，”趙小康說，“我同學現在還有人在考教師證，結了婚還在考，”他說，“有的同學已經結婚了，現在又離婚了。”
趙小康很滿意現在這份工作，工資比以往高，項目教授也鼓勵他報考四川大學的社工專業，今年 12 月他就準備參加四川大學的研究生考試。
“我對我的生活還挺滿意的。”
“這份工作，我也想放棄過，很掙扎。
我家裡人不支持我，我給他們都解釋不清楚我在做什麼，他們只曉得我在映秀開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費的（笑）。
他們覺得我一天都在做志願者，不是正經的工作，工資低，只有社保，沒有公積金。我媽每次問我，我就回答‘有有有’，我沒有（錢），我也說‘有’。
我同學現在在當老師，他們也問我：‘你到底在做什麼？’我解釋半天，他們聽不懂，我就不解釋了。
但如果再回去一次，我還是會選社工。
有一個詞叫‘同化’ ，雖然我們在做治療工作，但我在治療他們的時候自己也會有治癒。我們在映秀接觸的人群比較特殊，我們要想盡辦法引導他們，這個過程中，我也會想到自己跟家人的相處模式，我想開了很多，沒有那麼多抱怨了。
以前那種不自信，自卑也少了。
我從農村出來，剛從師範畢業做社工的時候，接觸的主要是廣東、香港的高資歷、高學歷的人，他們說話很理論化，我聽不懂，有落差感，有些自卑。我不敢說話，只埋頭做事，但是我做事也不知道做得對不對，就很緊張地工作，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
但現在我也在帶這些學校的學生，我講有些東西的時候，我自己都沒想到我能講出來，可能因為經歷多了，覺得這件事本就該這樣做，你不應該去害怕，直接做就是了。做的好與壞也沒有什麼關係，我沒有以前那麼多顧慮了。
以前我最大的壓力就是成家立業。我們汶川那邊很多人都在考公務員，這樣這一輩子好像就很明確了，我父母也催我考。
但現在我每次回家他們也覺得我很開心，從我和身邊的朋友、同事的相處他們也能看到。
他們沒有逼我了，他們已經妥協了。
我的困惑？（頓了一下）算是解決了吧，時間解決了。
以前我想過去商業的舞蹈室教跳舞，現在我不想了，因為心更靜了，我有自己的工作經驗，還是覺得這份工作比較適合我。因為你能看到一個人的改變，大環境的改變，一群人因為你做的事情而改變。
當我要下決心離開的時候還是會猶豫，捨不得這份工作，因為有很多回憶。”
題圖及內圖：趙小康，unsplash，haiw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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