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婚戀的特點來自於整個時代的現代性變革。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啟蒙運動倡導的人文理念諸如自由平等博愛等，逐漸使人的個體性得到應有的認識。西方在十九世紀掀起了女權主義運動，逐漸把民主、自由、平等等價值理念從男權中心轉移向男女平等，自由、自主等概念獲得了更加普世的價值認同。就中國的思想史變遷來看，西學東漸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大門，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現代思想潮水般湧入中國，在引進、內化過程中，中國的先知先覺者開始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等觀念來批判和解構中國傳統的男權思想，雖然過程漫長曲折，但是意義重大，這直接把中國傳統婚戀形態引向了現代自由自主婚戀。
經歷過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洗禮，婚戀已經展現了一些現代特點，開始企圖衝破封建思想的藩籬追求自由、自主的婚戀，這一時期，算是現代婚戀的開端。中經組織介入婚戀只能說是特殊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基本的基調已經不可更改，那就是自由和自主等價值理念成為現代婚戀的基本特點。
從理論上來講，自由是現代婚戀的基礎。西方對自由的追求源遠流長，裴多菲的詩歌“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應該算是自由追求者的共同宣言。自由，按照霍布斯的說法，是一種“沒有阻礙的狀態”，密爾則在其著作《論自由》中對自由的界限(原則)與範圍進行了探究，他說:“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使凡屬社會以強制和控制方法對付個人之事，不論使用手段是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或者是公眾意見下的道德力量，都要絕對以它為準繩。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這就是說，對於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及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若說為了那人自己的好處，不論是物質上或者是精神上的好處，那不成為充足的理由……任何人的行為，只要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於本人自己，對於他自己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也就是說，自由總是有限的，是在某個界限內的自由，這個界限既約束了自由的範圍，也保證了自由的有效。
針對婚戀這個問題，自由的有限性和有效性在柏林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這兩個概念的區分中顯得更有實際的理論闡釋意義。
伯林認為，積極自由就是“去做……”的自由，也就是自己為自己做主的自由，這有點像康德所謂的“人為自己立法”。伯林說，“我希望我的生活與決定取決於我自己，而不是取決於隨便哪種外在的強制力。我希望我成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動的工具。我希望成為一個主體，而不是一個客體;希望被理性、有意識的目的推動，而不是被外在的、影響我的原因推動……只要我相信這是真實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識到這並不是真實的，我就是受奴役的。”
更主動、更自主地按照自己意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積極自由，是我們實現理性所賦予的那些超越性目的的基礎。但事實上，就婚戀的問題而言，消極自由更說明婚戀自由是必須的，自由是婚戀的前提。
消極自由是“主體(一個人或人的群體)被允許或必須被允許不受別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為他願意成為的人的那個領域是什麼?”這在伯林看來，是“免於……”的自由，也就是活動不被別人干涉的自由，即就是“一個人能夠不被別人阻礙地行動的領域。如果別人阻止我做我本來能夠做的事，那麼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別人干涉地行動的領域被別人擠壓至某種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說是被強制的，或者說，是處於奴役狀態的。”消極自由的重要性在於確保我們有自己必須的一個領域不被侵犯，這個私人化的空間永遠是倫理主體存在的前提。
婚戀在某種意義上，對於男女雙方而言，他們各自的選擇是其作為一個倫理主體最基本的消極自由。自由構成了男女雙方婚戀合法性的基礎，因為婚戀不能違背最基本的人性，那就是男女雙方的自由選擇、自主結合的原則。現代婚戀在歷經西方自由價值觀的洗禮之後，呈現出自由、自主等特點，是婚戀終於回到其本身所應該行進的道路上來了，這是現代婚戀對傳統封建式婚戀的徹底拋棄和重建。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現代婚戀的理念已經全部獲得了自新，並回歸到婚戀的正常軌道，但孝文化作為一種傳統，卻把一些過時的糟粕帶入了新的時代，並極大地干涉了現代婚戀，給現代婚戀的自由狀態設置了某些困境，這直接導致了當前一些倫理困境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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