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爲什麼說「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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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是李敖李大師的偏執之語,不要太過較真。

我們都知道,李敖大師是以罵人著名的。

有人統計過,在李敖大師的著作中,被他指名道姓進行鞭撻和痛罵的各色各類名人超過3000個,其中既有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政治人物,更多是魯迅、金庸、余光中這類的文化名人。

政治上的東西,這裡就不展開評述了。

來看看李敖大師是怎樣開文化名人開炮的。

李敖大師罵魯迅,說:“魯迅在租界裡面寫文章的話,他受到洋人——當時是日租界——日本鬼子的保護。在我們看起來,我們必須說,他的勇敢是來自租界的保護。”

李敖大師罵魯迅這年是2005年,魯迅已作古已近七十載了。

李敖大師罵金庸,說金庸信佛是一種“偽善”,原話是這樣:“佛經裡講‘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報恩經’……等等所說的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

金庸沒有正面轉開回應,而在2009年有媒體向他提及此事時,才揭穿了李敖大師罵人的背後真相:“我跟李敖本來要好的,他請我到他家裡去。後來因為他跟胡茵夢離婚了,《明報》照實報道,他怪我為什麼不幫他,我說:我們辦報紙的人完全公平講話,絕不因為私交好就幫你。我到臺北去,他有一個房子想賣給我,我說:我在臺灣不置產業。他說這個房子半賣半送給我,我說:你再便宜我也不要。”

李敖大師罵余光中是勢利中人,說:“他為人最喜招朋引類、結黨營私。”

余光中也沒有正面回應,而在和朋友聊天中說:“他一直罵我,我則保持沉默,這說明,他的生活不能沒有我,而我的生活可以沒有他。”

李敖大師罵人,大多諸如此類,有時是挾私報復,有時是蹭名人上位。

李敖大師罵李濟,可以說是二者兼而有之。

因為,和李敖大師比較起來,李濟更是大師中的大師——是真正泰斗級別的大師。

李濟是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1925年時,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人類學講師,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同執教鞭。其於1926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最大的成就是從1928年至1937年,主持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夏鼐、尹達、高去尋 、石璋如、尹煥章等人,都得過他的指導和栽培。張光直、許倬雲等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界的領軍人物,都是他的親傳弟子。

張光直身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對自己的老師李濟推崇備至,對老師的評價是:近60年的歲月裡,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李濟一生中最大的悔事是於1949年去了臺灣。當時,“中研院”史語所奉命將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等機構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特地指派他協助押運。

這一押運,李濟從此偏居一隅,陷入了無古可考的境地,而且也缺少大陸的考古資料,他後來的幾本著作,是通過從日本買來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圖片作研究寫出來的。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師的悲劇。

這也是為什麼李敖大師說他“在武俠小說中死去”的原因。

那麼,李敖大師要說他是“學閥”呢?

“學閥”一詞,估計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但應該不難理解,只要想一想“門閥”、“軍閥”這類詞兒,將之應用於學術界,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據說,建國偉人少年時期在舊私塾裡讀書,由於討厭舊私塾教育,曾用這個詞抨擊過老先生,說他們是收錢賣知識。

李敖大師用這個詞來指罵李濟,是指責李濟憑藉勢力把持和壟斷了教育界、學術界。

從1963年起,李敖大師在他自己編輯出版的《文星》雜誌中,對李濟進行全方位鞭撻、攻擊。其中,11月1日發行的第73期有題為《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裡面寫到:中國的“軍閥”倒了!可是“學閥”呢?正因為中國的學者們都養生有道,正因為他們是學術界裡的老壽星和不倒翁,正因為他們以“三十年如一日”來自豪,自豪他們獻身學術和盡瘁教育。所以,這筆總賬上一旦有赤字出現,他們在倉皇之間,實在無禍可嫁,也無“租界”可逃……李濟的苦惱正在這裡。他名至實歸,是今天文化沙漠裡的數一數二的鑿井工程師,也是真正有執照的人。可是,他無法鑿井。

“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之語,全話是:“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安陽發掘報告’有始無終,‘中國上古史’計劃拖延不做”。”見於2005年9月20日,鳳凰衛視播出的《李敖有話說》。

也正是李敖大師在電視上的這次攻訐,許許多多大陸普通百姓才知道了考古界一代宗師李濟的名字。

李敖大師為什麼會對李濟如此耿耿於懷、乃至似有刻骨之恨呢?

也許是事出有因,但更多的是李敖大師的心胸不夠開闊,放不下。

話說,1955年,李敖在臺大歷史系就讀(當時的李濟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該年4月25日,他的父親突患腦溢血死在家中。李敖在喪葬事宜上反對傳統“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喪禮,世人對此議論紛紛,他也因此背上了“不孝”的惡名,一則“李敖把他老子氣死了”的流言也開始悄然盛行。李敖大師為此大為氣惱,恨不得查出這個流言的始作俑者,將之揍個半死。查來查去,他最後認為把這個始作俑者鎖定為李濟!當然,他也沒有任何證據,不能把李濟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李敖大師和李濟之間的樑子算是結下了。

後來,李敖大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有一天,李濟對姚從吾說:“聽說李敖跟他父親意見不合,最後把他父親氣死了。”姚從吾答:“這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我知道李敖的父親是我們北大畢業的。北大畢業的學生,思想上比較容忍、開通。李敖的父親若能被李敖氣死,他也不算是北大畢業的了!李敖對他父親的態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對母親很好,一個對母親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對父親不孝吧!”

最讓李敖大師不能釋懷的是:1963年(注意這個時間點,這是李敖大師在《文星》撰文罵李濟之始),李敖大師準備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但遭到了拒絕。

李敖大師很快就將這筆賬記到了李濟頭上。

因為,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人是李濟。

1998年,李敖在撰寫回憶錄時,提到了自己進史語未遂的一段隱秘:“……梁實秋認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沒告訴我,就秘密寫信給‘中央研究院’王世傑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所長。對李濟來說,其實這是有點難堪的事,因為李敖是他學生,自己學生自己都不能常識,還要勞動校外的與李敖非親非故的梁實秋推薦,這不是有眼無珠嗎?儘管梁實秋甘冒不韙,推薦了李敖,王世傑、李濟他們,還是拒絕了。”

李敖大師進史語所被拒,是不是李濟的原因呢?

實際上,還真是。

1990年3月,《王世傑日記》全十冊於在臺灣公開出版發行,其中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記事為:……李敖為臺大畢業生,有才華而口行不端,梁實秋於五十二年五月曾推薦於中研院史語所,李濟之以其行為不正,不願收納,餘遂拒絕之,彼即因此懷恨。”

看得出,李濟之所以拒絕,並非李敖大師說的“自己學生自己都不能常識,還要勞動校外的與李敖非親非故的梁實秋推薦”,而是“行為不正”。

因為以上兩事,李濟就成了李敖大師要不遺餘力口誅筆伐的人物。


覃仕勇說史


李敖說:“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


李濟是誰?這個名字對一般大眾來說可能陌生,但提起充滿神話般色彩的殷商王朝估計無人不曉,而使傳說中的商代成為信史,證明它是整個東亞地區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將我國有據可查的歷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的就是著名的殷墟發掘。殷墟的成功發掘和一個人緊密相關,他就是李濟。(下圖附李濟“小哥哥“時期美照一張!↓↓↓↓↓)

1918年,赴美留學時的李濟



壹.


1926年初春,李濟曾和地質學家袁復禮沿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在西陰村,他們偶然發現了一片佈滿陶片的地方。從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隊再次來到山西西陰村,這次發掘撿拾起中華文明的一段重要歷史——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而且,這也是中國境內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主持進行的挖掘。挖掘中,李濟創造的“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仰韶文化遺址


1929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三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則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一個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現在世人面前。安陽發掘的成果確立了傳說中的商文明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使世界為之震驚,牽引出一場史學界的大變革。它是整個東亞地區第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也證明了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殷代王室的譜系幾乎沒有任何差錯。事實上,《史記》中記載的帝繫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李濟所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


商朝地圖


1899年,小屯村的農民在耕種時發現了刻有文字的甲骨,遂被金石學家王懿榮首次認識為殷商文字,後經王定生、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發展,揭開了研究中國早期文明的帷幕。


殷墟遺址


然而,要揭示殷商都城真面目,必須對殷墟作考古發掘。1928年春,與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名導(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齊名的中國考古事業開拓者李濟正值英姿勃發的盛年,他懷著一顆從美國留學歸來,矢志於人類考古學研究的雄心,毅然揮師南下。李濟和北平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主持殷墟的發掘,前後共15次,直至1937年抗戰爆發。這次劃時代的考古活動,震動了國內外,也成了李濟考古生涯的輝煌頂點。


貳.


李濟和翁文灝、董作賓等學者在荒涼的田野中仔細發掘,當他們發現土層中大量的甲骨文時,高興得歡呼雀躍,從而為當下可認的2000多殷商文字打下了基礎。他們還挖出了殷商時代的史料(青銅器、玉器、建築遺蹟、日用器具、藝術品、鳥獸的骨頭等)。這些都是我國3000多年前歷史的真實面目的記載,連孔夫子也無緣一睹它們神秘的容貌。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發掘時,李濟(左二)、董作賓(左一)、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駐地歡迎傅斯年所長(右二)視察


李濟對出土的陶器大感興趣,他仔細整理了2000多種瓷器,他認為這些古物與甲骨一樣,可以較準確、全面地反映殷商時期先民的生活和思想。李濟將這些陶器運回北平,多年來悉心研究,得出了許多寶貴的結論。他發現商朝的白顏色的陶器,即考古學家稱之為白陶的,原料與現在一樣。還發現商朝已製造出上過釉的陶器,這是世界上陶器最早用釉的例子。當李濟宣佈這一發現後,英國的考古學家立即在皇家亞細亞學會的雜誌上,將這一特大新聞登了出來。


民國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發掘,

橫十三丙北支坑,李濟手持彩陶片。



叄.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的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正在規劃中的中央博物院向西南遷移。1132箱文物文獻,在李濟的“押運”下,先到長沙,再由長沙轉到昆明,最後遷到四川南溪的李莊。一路顛簸,受盡磨難。途中,兩個隨李濟一起遷移的女兒,患病後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先後去世。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YM390獸坑清理情形。


抗戰勝利後,李濟以中國赴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前往日本東京、大阪等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文獻。這次調查,追回了周口店遺物、中央圖書館館藏經典書籍等重要文物文獻。但是李濟一直遺憾,沒有找到“北京人頭骨”。

1948年年底,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都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遷移到臺灣。1979年8月1日,李濟心臟病猝發,在臺北逝世。


袁家花園養壽堂西南之亭,亭中坐案上者李濟


當年胡適去世的時候,李濟送的輓聯是從西方借過來、打破陳規舊俗的三句話: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這副輓聯,也彷彿是在寫李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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