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辰
首先，問題中“權利”一詞用錯了，應該是“權力”。
“權力”與“權利”是經常弄混的兩個詞，說簡單點：
權力的意思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造成影響的能力。
權利則是指法律賦予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力量。
人只能站在權力的對立面，不能站在權利的對立面，否則自己就要把自己關監獄了。
確實，兩個詞太接近了，主要是當初翻譯的問題，而嚴復非常反對這種翻譯，可嚴復使用了非常怪的詞，這就讓大家無法接受。遂使“權利”“權力”不分的問題長期延續了下來。
這種誤會還包括自由，自由也是一個典型的誤譯，西方語境下的自由是一種政治權利，和我們生活中的自由沒有太大關係，嚴復給翻譯成“自繇”，這是借鑑了佛經而形成的譯法，可惜太怪異了，沒能通行，否則後來很多爭論就不必發生了。
其次，知識分子是否應該站在權力的對立面
這取決於不同人、不同情境的看法，沒有一定之規。
比如胡適先生常常和權力合作，只是保持了他的獨立性，這樣的結果是兩邊不討好，一方面，蔣介石非常討厭胡適，胡適去世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了很多刻薄話，另一方面，政治上和胡適對立的派別又會產生誤會，以此為口實，比如郭沫若就篡改胡適的詩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成了“做了過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
胡適在世時，飽受各方詆譭，他能保持獨立人格，因為他有背景。他英語好，上大學時就參與政治活動，得到歐美自由派的認可。回國後成為風雲人物，擁有了社會影響，然後再以此為條件，與西方合作，成為庚款退還基金會的代表，有權決定退還庚款的使用，這樣國內的讀書人不得不圍著他轉。
可以說，胡適能立身，在於他找到了國內影響力、外國錢這兩大資源，當時別人做不到。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他想保持獨立人格也不行。
1949年後，他滯美十年，生活一度困頓，由於大量美國漢學學者離開中國回美，大學無教職，胡適只能做到大學的圖書館長，他想去蔣介石那裡，蔣又不願意接納。後來蔣明確承諾胡擁有言論自由，胡才去中研院任職，但在“雷震案”中，胡中途閉嘴，讓蔣得逞。究其原因，胡此時資源不夠，只能靠國外影響力來生存，在具體操作上，已無多大影響力。且打雷震的是小蔣加老蔣，胡難以匹敵。
可見，站在權力同一面是有巨大風險的，因為權力不允許獨立人格，而獨立人格又是讀書人的本分，沒有它就難稱是讀書人，當二者衝突時，讀書人往往成為犧牲品。
老舍、儲安平、梁漱溟、郭沫若、曹禺、馮友蘭等，他們曾努力讚美權力，主動獻身權力，從結果看，對雙方都是傷害。今天單獨強調知識人犧牲，也不完全公平，他們也有政治人的一面，他們是作為政治人一面而出問題的，規則如此，無可奈何。
所以，個人覺得，讀書人最好能置身權力場之外，這樣也許能做出真正的好東西，能真正傳之久遠。
其三，李敖並沒有站在權力的對立面
陳文茜的說法過於抬高李敖了，無非是“創作不好人格好、沒有精品有操守”的路數。
李敖曾是立委，本身就是權力中人，只是因為他人格不成熟，還只是一個沉溺於自我表演的巨嬰而已，所以沒能承擔起權力的義務，一味地用胡鬧炒作，他的胡鬧不僅沒有推進權力進步，促進公共福祉，反而起到了負作用。
李敖加入了權力，卻沒有做出貢獻，而是以權力為舞臺，滿足了他個人出風頭、遊戲人間的趣味。
權力可能犯錯誤，但權力的意義在於為公眾謀福利，當它背離了這個目標時，我們就說這是壞的權力。李敖的所作所為，與壞的權力同調。
知識分子應該站在權力的對立面，或者乾脆逸出權力場（做不到絕對，但可以做到相對），但必須保持建設性，否則有同於無。
老虎他爹
其實李敖的一生並不是站在權利的對立面，而是一直都在監督著權利！
知識分子應有的態度什麼樣，從沒有絕對的定義！
自古至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分門別類，花樣百出，自春秋戰國，有百家爭鳴，至清末民初，有文化運動！
知識分子從來都是各自為戰，自我定位的！
同樣是知識分子，有人潛心學術出書立傳，有人高談闊論出將入相，有人問鼎中原獨霸一方，有人隱居山林笑傲江湖！
知識分子，從來不一，特立獨行，自古牛叉！
膽哥人文
知識分子應該有什麼態度，沒有標準，很多掌權者，也是知識分子。只是也有很多種。主要是社會責任感強不強，道德修養好不好的問題。在官場，為官者考慮的是利益。而李敖先生一生都對社會都有一定的責任感，批評一些不好的事情。看不慣官場做派。所以顯得是站在權利的對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