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辰
首先，问题中“权利”一词用错了，应该是“权力”。
“权力”与“权利”是经常弄混的两个词，说简单点：
权力的意思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影响的能力。
权利则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
人只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能站在权利的对立面，否则自己就要把自己关监狱了。
确实，两个词太接近了，主要是当初翻译的问题，而严复非常反对这种翻译，可严复使用了非常怪的词，这就让大家无法接受。遂使“权利”“权力”不分的问题长期延续了下来。
这种误会还包括自由，自由也是一个典型的误译，西方语境下的自由是一种政治权利，和我们生活中的自由没有太大关系，严复给翻译成“自繇”，这是借鉴了佛经而形成的译法，可惜太怪异了，没能通行，否则后来很多争论就不必发生了。
其次，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站在权力的对立面
这取决于不同人、不同情境的看法，没有一定之规。
比如胡适先生常常和权力合作，只是保持了他的独立性，这样的结果是两边不讨好，一方面，蒋介石非常讨厌胡适，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很多刻薄话，另一方面，政治上和胡适对立的派别又会产生误会，以此为口实，比如郭沫若就篡改胡适的诗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成了“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
胡适在世时，饱受各方诋毁，他能保持独立人格，因为他有背景。他英语好，上大学时就参与政治活动，得到欧美自由派的认可。回国后成为风云人物，拥有了社会影响，然后再以此为条件，与西方合作，成为庚款退还基金会的代表，有权决定退还庚款的使用，这样国内的读书人不得不围着他转。
可以说，胡适能立身，在于他找到了国内影响力、外国钱这两大资源，当时别人做不到。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他想保持独立人格也不行。
1949年后，他滞美十年，生活一度困顿，由于大量美国汉学学者离开中国回美，大学无教职，胡适只能做到大学的图书馆长，他想去蒋介石那里，蒋又不愿意接纳。后来蒋明确承诺胡拥有言论自由，胡才去中研院任职，但在“雷震案”中，胡中途闭嘴，让蒋得逞。究其原因，胡此时资源不够，只能靠国外影响力来生存，在具体操作上，已无多大影响力。且打雷震的是小蒋加老蒋，胡难以匹敌。
可见，站在权力同一面是有巨大风险的，因为权力不允许独立人格，而独立人格又是读书人的本分，没有它就难称是读书人，当二者冲突时，读书人往往成为牺牲品。
老舍、储安平、梁漱溟、郭沫若、曹禺、冯友兰等，他们曾努力赞美权力，主动献身权力，从结果看，对双方都是伤害。今天单独强调知识人牺牲，也不完全公平，他们也有政治人的一面，他们是作为政治人一面而出问题的，规则如此，无可奈何。
所以，个人觉得，读书人最好能置身权力场之外，这样也许能做出真正的好东西，能真正传之久远。
其三，李敖并没有站在权力的对立面
陈文茜的说法过于抬高李敖了，无非是“创作不好人格好、没有精品有操守”的路数。
李敖曾是立委，本身就是权力中人，只是因为他人格不成熟，还只是一个沉溺于自我表演的巨婴而已，所以没能承担起权力的义务，一味地用胡闹炒作，他的胡闹不仅没有推进权力进步，促进公共福祉，反而起到了负作用。
李敖加入了权力，却没有做出贡献，而是以权力为舞台，满足了他个人出风头、游戏人间的趣味。
权力可能犯错误，但权力的意义在于为公众谋福利，当它背离了这个目标时，我们就说这是坏的权力。李敖的所作所为，与坏的权力同调。
知识分子应该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或者干脆逸出权力场（做不到绝对，但可以做到相对），但必须保持建设性，否则有同于无。
老虎他爹
其实李敖的一生并不是站在权利的对立面，而是一直都在监督着权利！
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什么样，从没有绝对的定义！
自古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分门别类，花样百出，自春秋战国，有百家争鸣，至清末民初，有文化运动！
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各自为战，自我定位的！
同样是知识分子，有人潜心学术出书立传，有人高谈阔论出将入相，有人问鼎中原独霸一方，有人隐居山林笑傲江湖！
知识分子，从来不一，特立独行，自古牛叉！
胆哥人文
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态度，没有标准，很多掌权者，也是知识分子。只是也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责任感强不强，道德修养好不好的问题。在官场，为官者考虑的是利益。而李敖先生一生都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感，批评一些不好的事情。看不惯官场做派。所以显得是站在权利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