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等六个地方以及在各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全文刊录如下：
“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之所以颁发这份通知，是因为在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尤其是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中国革命发展大势已定，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为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筹备建立新中国，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七届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所以，中共中央在2月11日以电文的形式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这份通知。
事实上，这份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的通知，初读看似普通，似无奇处，但是认真研读，它那具体周密的内容和简洁朴实的写法，以及文中体现的党中央高屋建瓴、思虑周全的工作方法和关心尊重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第一，用语朴实，言简意赅。全文仅仅386个字，正文仅269个字，统共七句话，却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等会议的基本要求，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考虑都说得清清楚楚，简短精练，要言不烦、意尽言止。做出的指示明确具体，不穿靴、不戴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无空话、套话，没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也没有一句强调此次会议有多么的重要，有的放矢、简洁明快。所用语言风格朴实，通俗易懂，具体实在，让人一看就懂，一说就清，一听就明，能很快领会并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节省了收电方尤其是前线指战员的宝贵时间，实现了阅读预期。
第二，内容全面，考虑周全。通知不仅告诉了会议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考虑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以及有关通知的路程等多种特殊情况，应参加会议的人员能否来出席都作了考虑和安排。对路远的、开战在即前线指挥需要的，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都做出了明确指示。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中央希望其参加，又担心作战指挥需要离不开前线，提出“能否参会要多加考虑”。2月13日，毛泽东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攻取蒲城的作战计划后，复电彭德怀并西北局，表示同意攻取，指示战役由张宗逊等人指挥，要求彭德怀2月27日前到中央及时参加会议。时任晋绥野战军政委的李井泉和时任苏南军区政委的陈丕显，虽然不是中央委员，考虑到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明确指示“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第三，关心同志，把握全局。通知中对病重的徐向前和正在养病的郑位三、陈少敏能否参会专门作出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徐向前，九月会议就是抱病参加，当时肋膜炎复发，身体极为虚弱。因战场形势紧张，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接受检查后即返回太原前线，因过度劳累再次病倒。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鄂豫皖边区书记的郑位三，1948年起因病开始休养。三位女委员之一的陈少敏，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原局组织部部长，1948年8月，率领南下干部大队奉命离开大别山，渡淮河北上到郑州时心脏病复发病倒，遵照党中央命令在河北邢台后方医院治病。通知明确指出：“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党中央对分局和有关同志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尊重，亲切温暖之情油然而生。让人感动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
在这个通知发出的同一天，中央军委在《对三月底渡江作战计划等问题的指示》中，又明确补充要求：“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会期五天到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通知发出之后，参加会议的同志在2月底陆续到达西柏坡。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11人。因为交通条件及工作离不开请假等原因缺席者20人。13日会议结束，之后十天，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赴京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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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新湘评论，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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