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改革難度大，宏觀調控變身結構性政策
6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出臺“定向降準”措施：從2018年7月5日起，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釋放流動性，以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去槓桿，並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對於這一舉措，有頗多的批評認為：央行是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首要的政策目標是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以及熨平經濟週期減少波動。但是所謂的“定向降準”、“結構性貨幣政策”，則可能混淆了宏觀調控和結構性政策的邊界，把宏觀經濟學的政策工具應用到了微觀經濟學領域。
情況確實如此，甚至不得不說，央媽同時有著最強大的心臟和最疲憊的身體：既要實現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四大目標，經濟增長穩定、就業穩定、通脹率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又要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還要肩負起外匯市場穩定、去槓桿、綠色發展、中小企業融資、精準扶貧攻堅戰等等等等。這時候，我們不得不這樣來形容央媽這個偉大的母親：賢良淑德、任勞任怨、起早貪黑、含辛茹苦、嘔心瀝血、終日操勞、無所不能。
另一方面，孩子們都以為母親的控制慾太強。不是這樣嗎？
據說有一種冷，叫做“媽媽覺得你冷”。但是，這樣說的小朋友，你不知道的是，央媽的肩上承擔了過重的責任。正是因為其他部門結構性政策的乏善可陳，所以央媽才要四面出擊。在其他部門結構性改革遲遲未見顯著成效的情況下，央媽的這些招數，已經是現有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前段時間，徐奇怪同學見到日本央行的同仁，他們講，黑田東彥行長也正是這樣的一種心情，一下子覺得心有慼慼焉。
那麼，結構性改革為什麼這麼難？到底難在哪裡？
回答是，改革本來就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日子過得好好的，誰都不願意改革。日子不好過了，也可能會倒逼出各種扭曲式的干預，使得情況更糟糕。好不容易倒逼出了改革，但其成敗也尚不可知。改革之路艱難，需要拿出闖關的勇氣。
改革的深化往往涉及到現有利益的再分配。相對而言，央媽的結構性貨幣政策，至少還是一個增量改進的舉措。 這種政策遇到的困難，主要是執行上的標準問題、口徑問題，但絕對不是阻力，甚至獲益者也大有人在。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結構性改革這麼難？是誰在阻撓改革？大家首先會想到的就是各種利益集團，不過這種解釋在中國難以具有說服力。就目前而言，改革的重要阻力是：部門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界限，實際上難以區分。
例如，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商業銀行體系的利益受損，而銀行又在中國金融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銀行的利益受損是部門利益，但是如果銀行的經營狀況惡化，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誰又能承擔這樣的責任？部門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界限就陷入了模糊狀態。去年底以來，銀行資管新規出臺遭到的質疑也是類似的情況。總體上，部門利益和國家利益（國家安全）之間兩者的界限難以區分，成為目前阻擋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的重要原因。
怎樣推進一場真正的結構性改革？
可見，如果真的有結構性改革，或者其他結構性改革推進有力，央媽也用不著這麼累了。結構性改革的發生條件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要對部門利益、國家利益有一個清晰的區分。這需要決策部門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彙集各利益攸關方的關切，對部門利益和全局利益進行精確的計算和判斷。
第二，在區分了上述兩方面利益的基礎上，對決策部門一定要有充分的授權。否則，有權力的人不理解現實問題而無法決策，或者理解現實問題的人沒有權力決策。這些都會導致改革陷入停滯。在基層和某些部門，就存在一種說法，什麼生意最好做，嚇唬領導。告訴他這個很危險，那個問題很嚴重。領導不可能什麼問題都瞭解到本質和細節，因此一定要對相關決策部門有充分的授權，一定要讓明白人可以做出有魄力的決策。
第三，允許試錯，這是自然界、包括社會生產和組織方式演化的必然路徑。改革開放40年以來，試錯式前進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經驗之一。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中國有三流的經濟學家、一流的經濟政策（某諾獎獲得者原話）。而目前，筆者瞭解到某些地方、某些領域的政策在邊際上收緊，容錯空間明顯縮小，一些領導幹部明哲保身、一些想做事的幹部則如履薄冰，這也非常不利於結構性改革。如果各級行為主體失去試錯空間，社會演化和創新也將失去動力。
第四，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試錯法也在很多方面顯示出不合時宜的問題。因此，我們也需要對科學決策體系有一個權衡和反思。這方面的分析，可以參見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反思“摸著石頭過河”》（2016年9月19日發表於《財經》）。
（本文首發於《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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