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难度大，宏观调控变身结构性政策
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定向降准”措施：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流动性，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去杠杆，并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对于这一举措，有颇多的批评认为：央行是宏观经济调控部门，首要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以及熨平经济周期减少波动。但是所谓的“定向降准”、“结构性货币政策”，则可能混淆了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政策的边界，把宏观经济学的政策工具应用到了微观经济学领域。
情况确实如此，甚至不得不说，央妈同时有着最强大的心脏和最疲惫的身体：既要实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稳定、通胀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又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要肩负起外汇市场稳定、去杠杆、绿色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精准扶贫攻坚战等等等等。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来形容央妈这个伟大的母亲：贤良淑德、任劳任怨、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终日操劳、无所不能。
另一方面，孩子们都以为母亲的控制欲太强。不是这样吗？
据说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但是，这样说的小朋友，你不知道的是，央妈的肩上承担了过重的责任。正是因为其他部门结构性政策的乏善可陈，所以央妈才要四面出击。在其他部门结构性改革迟迟未见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央妈的这些招数，已经是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前段时间，徐奇怪同学见到日本央行的同仁，他们讲，黑田东彦行长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一下子觉得心有戚戚焉。
那么，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到底难在哪里？
回答是，改革本来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日子过得好好的，谁都不愿意改革。日子不好过了，也可能会倒逼出各种扭曲式的干预，使得情况更糟糕。好不容易倒逼出了改革，但其成败也尚不可知。改革之路艰难，需要拿出闯关的勇气。
改革的深化往往涉及到现有利益的再分配。相对而言，央妈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至少还是一个增量改进的举措。 这种政策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执行上的标准问题、口径问题，但绝对不是阻力，甚至获益者也大有人在。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结构性改革这么难？是谁在阻挠改革？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不过这种解释在中国难以具有说服力。就目前而言，改革的重要阻力是：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界限，实际上难以区分。
例如，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商业银行体系的利益受损，而银行又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的利益受损是部门利益，但是如果银行的经营状况恶化，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谁又能承担这样的责任？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界限就陷入了模糊状态。去年底以来，银行资管新规出台遭到的质疑也是类似的情况。总体上，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之间两者的界限难以区分，成为目前阻挡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重要原因。
怎样推进一场真正的结构性改革？
可见，如果真的有结构性改革，或者其他结构性改革推进有力，央妈也用不着这么累了。结构性改革的发生条件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对部门利益、国家利益有一个清晰的区分。这需要决策部门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汇集各利益攸关方的关切，对部门利益和全局利益进行精确的计算和判断。
第二，在区分了上述两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对决策部门一定要有充分的授权。否则，有权力的人不理解现实问题而无法决策，或者理解现实问题的人没有权力决策。这些都会导致改革陷入停滞。在基层和某些部门，就存在一种说法，什么生意最好做，吓唬领导。告诉他这个很危险，那个问题很严重。领导不可能什么问题都了解到本质和细节，因此一定要对相关决策部门有充分的授权，一定要让明白人可以做出有魄力的决策。
第三，允许试错，这是自然界、包括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演化的必然路径。改革开放40年以来，试错式前进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中国有三流的经济学家、一流的经济政策（某诺奖获得者原话）。而目前，笔者了解到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的政策在边际上收紧，容错空间明显缩小，一些领导干部明哲保身、一些想做事的干部则如履薄冰，这也非常不利于结构性改革。如果各级行为主体失去试错空间，社会演化和创新也将失去动力。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试错法也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不合时宜的问题。因此，我们也需要对科学决策体系有一个权衡和反思。这方面的分析，可以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反思“摸着石头过河”》（2016年9月19日发表于《财经》）。
（本文首发于《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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