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校園是中國最美的大學校園之一，未名湖、博雅塔等景緻可謂是家喻戶曉，但鮮為人知的是，這裡曾經是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由美國著名建築師亨利·墨菲設計的。而北京大學原校址則坐落在北京城內一個叫沙灘的地方，也就是現在中國文物出版社所在地。
提及銷聲匿跡已久的燕京大學，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聯想起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校長，而對於燕京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吳雷川，國人或許還是比較陌生的。
在中國近現代大學教育史上，燕京大學校長吳雷川的影響力也可堪比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校長，不僅僅是燕京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也曾是浙江大學的奠基人之一，同時他也還是中國本色神學的開拓者之一。
吳雷川
吳雷川（1869—1944）本名吳震春，字雷川，以字行，浙江錢塘人，1869年出生於江蘇徐州府一個官宦之家，其祖父曾任徐州知縣，其父親也曾在江蘇省清江為官。
由於家學淵源，吳雷川7歲即入讀私塾，習四書五經、詩詞和書法，開始接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學習和薰陶，以備沿著科舉之路考取功名。
功夫不負有心人，吳雷川在17歲時即考中秀才，敲開了科舉體制的大門，並沿著學而優則仕的道路砥礪前行。
1895年，其仲兄吳緯炳考中進士，這給予吳雷川極大的影響和激勵，遂於1898年也考取了進士，兄弟二人先後被授翰林院編修。
清朝時期的翰林院，是一個具有濃厚文化色彩的官署衙門，集中了當時全國最精英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是當朝皇帝的智囊團，吳氏兄弟從考中進士之日起，就躋身於晚清上層社會，同門兄弟先後考中進士，在當時被傳為美談，也被視為桑梓的榮耀。
二十世紀初葉，晚清政治風雲詭譎多變，東西方思潮碰撞激盪，1905年，清政府受日俄戰爭的刺激和影響，廢除了延續了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開始推行新政，將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把現代教育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勵翰林回鄉興學，並依業績而授職，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吳雷川於1906年8月受聘擔任浙江高等學堂監督（校長）。
浙江高等學堂是清政府效法西式學制創辦的新式高等學校，當時全國也沒有幾所類似的學校，而浙江高等學堂的前身是1897年在杭州創辦的求是書院。
1901年11月，浙江巡撫廖壽豐奏請改求是書院為求是大學堂，1902年求是大學堂又改稱浙江大學堂，直至1903年12月又更名為浙江高等學堂，1912年，浙江高等學堂被更名為浙江高等學校，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浙江高等學校改組為國立第三中山大學，1928年4月1日，正式定名浙江大學，並一直沿用至今。
吳雷川任職浙江高等學堂期間，正是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過程中，吳雷川在科系設置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在1908年，浙江高等學堂效仿西方正規大學開始設置文理兩科，而且必修外語課，英語為第一外語、法語或德語為第二外語，文科課程開設歷史、地理、倫理學、法學和理財學等等，理科則開設算學、物理、化學、地質與礦物、繪圖等課程，其中算學已經涉及到微積分等高等數學內容。
吳雷川還依據自己的教育理念，為學堂制定了“重自治自覺”的教育方針，允許學生自由選課，鼓勵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參與探索社會變革。
自1909年起，浙江高等學堂開始招收女生，這在全國學校中也屬前列，及至1910年吳雷川離任時，浙江高等學堂漸成規模，已經初步具備了現代大學的雛形，邵力子、陳布雷、邵飄萍等一些著名人物皆出自其門下，與吳雷川有師生之誼。
頗具國際視野的吳雷川，在離開浙江高等學堂前夕，遴選了本校英文教習邵裴子出任教務長，邵裴子是求是書院的學生，曾在上海南洋公學經濟特課班習英文，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凡勃倫（Veblen）的弟子,一年前剛剛學成回國。
年僅26歲的邵裴子沒有辜負吳雷川的厚望，不但是一個優秀的教務長，而且不久還擔任了校長，邵裴子也是浙江大學的創始人和見證者。
1910年，吳雷川因辦學成績卓著，得到了清政府學部的獎掖，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並在國史館供職，1911年，吳雷川曾短暫出任杭州市市長。
吳雷川
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標誌著中華民國元年開始，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被孫中山任命為教育總長。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取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職並在北京宣誓就職，同時逼迫南京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標誌著北洋政府開始執政。
吳雷川受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先後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參事、次長等職，當年先後受聘的還有蔣維喬、許壽裳、魯迅等人。
1914年夏，吳雷川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職時，在一個禮拜天的上午，與朋友徐巽風、翁廉同閒談，談興正濃時，徐、翁二人卻起身告辭，欲去教堂做禮拜，這讓吳雷川十分驚異，兩位朋友都是有學問之人，為何要信教呢？出於好奇，吳雷川購買了一本《新約全書》，用三天時間通讀了一遍，感覺獲益良多，從此激發起他對基督教的巨大興趣，並於1915年聖誕節前夕，正式接受洗禮，成為虔誠的基督徒。
吳雷川在其所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中，將其對宗教的理解和認識歸納為六點：1.宗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一種動力。2.宗教本身也與時代一同進化。3.進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學。4.宗教進化之後，與科學也不相沖突。5.宗教的功用在於領導個人以改造社會。6.信仰宗教的人必要直接或間接參加政治上的活動。
吳雷川皈依宗教之後，積極投身於各類宗教活動以及各種慈善活動，在妻兒相繼去世之後，是宗教成為其強大的精神支柱，他不斷根據自己的心得撰寫通俗讀物，力圖以簡明扼要且通俗易懂的方式，闡述基督教主流神學思想，並經常在《真理與生命》、《生命月刊》等雜誌上發表文章。
皈依基督後的吳雷川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的同時，還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擔任兼職教授，主講中國文學等課程，尤其以應用文等課程最受學生歡迎。
1926年6月，燕京大學正式遷址北京西郊燕園，校長司徒雷登為新校園的建設可謂是嘔心瀝血，從勘察校址到募集資金，司徒雷登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艱辛，他曾連續10餘次回美國募捐，並聘請最優秀的校園設計師亨利·墨菲對燕大校園進行總體規劃和設計，墨菲則以中國園林藝術及古典建築風格對燕園進行了整體規劃和設計。
燕京大學匾額
也就在1926年，吳雷川被燕京大學聘為副校長，這其中不外乎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吳雷川的教育官員背景，二是吳雷川的基督徒背景，二者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機遇並不大，吳雷川在出任燕京大學副校長之後，也確實發揮了十分微妙且非常重要的特殊作用，為燕京大學的中國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伴隨著民族主義的盛行，收回教育主權漸成趨勢，教會大學必須在政府登記註冊，校長必須由華人出任，在這些法律法規面前，燕京大學校長人選的遴選工作也被提上日程。
1929年，燕京大學正式向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註冊登記，吳雷川出任燕京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前任校長司徒雷登改任教務長，從小生活在中國的司徒雷登對比自己年長的吳雷川保持了應有的尊重，儘管也有一些人把吳雷川看作是“傀儡校長”。
吳雷川在其任期內廢除了宗教學作為全體學生必修課的規定，主張將燕京大學培養傳教士的辦學宗旨改為培養服務社會的人，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改革，他秉持司徒雷登親自制定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訓，積極倡導民主、團結、向上的新型校風。
吳雷川對燕京大學校訓的解讀是：“蓋人生之價值在為社會服務，然必須己身得自由，方可服務社會。自由之義，可以孔子‘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語詮釋之，智仁勇即真理，養成智仁勇以致不惑不憂不懼，即所謂因真理得自由。故‘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者，換言之，即具有智仁勇三達德以成就救人救世之事業。”
燕京大學校訓
吳雷川還延聘了一批著名文史學者到燕京大學任教，其中就包括錢玄同、周作人、沈尹默、鄭振鐸、許地山、謝冰瑩、顧頡剛、俞平伯等人，胡適、魯迅、聞一多、朱自清等人也到燕京大學兼課，吳雷川自己還親自兼任國文系主任。
此時的燕京大學已經設有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以及工科、醫科等20多個系，其院系設置和學科建設均以達到西方國家大學的標準，燕京大學當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已經享有一定的聲譽。
燕京大學畢竟還是一所教會大學，司徒雷登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學校校務委員會開會常常在司徒雷登的家裡召開，而且開會時的通用語言是英語，這讓吳雷川感到十分難堪，遂於1931年提出辭呈，但燕京大學校方並未允諾，直到1934年，吳雷川才正式辭去燕京大學校長職務，此時的吳雷川已經是年近70歲的老翁了，他繼續留在在中文系執教。
吳雷川與燕京大學同仁合影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京城內的一些國立大學相繼南遷，由於燕京大學是由美國人創辦的，校園內懸掛的是美國國旗，並沒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過多幹擾和影響，學校的一切都還是按照以往既定方向辦學，儘管校園內藏匿著許多思想進步的學生以及從事地下抵抗運動的學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太平洋聯合艦隊在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的策劃和指揮之下偷襲了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美國成為交戰國，日軍立即派兵包圍了燕京大學，甚至還逮捕了司徒雷登等人，吳雷川則因為年紀大而倖免。
燕京大學被迫關閉之後，吳雷川從燕園移居城內杭州會館，閉門謝客，概不應酬。主政華北地區的王克敏等漢奸仰慕吳雷川的聲望和為人，遊說甚至威逼吳雷川出任偽職，以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裝點門面，均被吳雷川斷然拒絕，表現出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吳雷川蟄居在淪陷中的北平，形影相弔且孤苦伶仃，以抄書鬻字艱難度日，由於終日悲憤滿懷，延至1944年竟至絕食而逝，其死因與1937年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陳寅恪之父）之死如出一轍。
吳雷川不通外文，也從未踏出國門，更未接受過系統的神學訓練，但其精進勤修和深厚的國學功底，為其提供了獨特的治學門徑，使之成為一個獨特的人，他是一個非常值得當今學者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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