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140cmx160cm 综合材料
在德国的几年，对他来说，仿佛一场漫长的浏览。“一边是看，一边是拒绝接受。因为有些文化门槛确实进不去，欧洲的某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屏蔽的，在他们的文化贵族感面前，自觉地逃避。”
“这里有这么多人，这么吵、这么烦，你不可能想象自己在中国而做抽象，不画人。我以为抽象在欧洲才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在象牙塔里，可以回避痛苦，回避疼痛，回避现实的问题”
杨重光的花园在当地小有名气，路人为我指明了方向。刚走近栅栏，就看见满园的春天夺门而出。这其实是杨太太的花园，花园的主人，头上顶着遮阳帽和毛巾，双手泥土出来迎客。隐在安徽市郊的“莫奈花园”，曾经作为中国私家花园的代表获颁“世界最美花园”的奖项，它呼应着法国吉维尼小镇的那一个真身，主人对莫奈花园的喜爱溢于言表，她甚至连微信名都叫莫奈。
户外是太太的领地，室内则是丈夫的。其茂密和丰沛不亚于外面那个盎然的花园，眼睛疲于奔命：到处堆满了纸张、画册、稚拙的陶艺小雕塑，墙壁上都写满了涂鸦，细看，是圣经里的句子。创造欲像从雷管里炸开，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连厕所都没有放过：一个男式的墙面小便池废弃不用了，层层叠叠包裹起来，上面还塑了一个头，一个半歪着的诡异而阴郁的脑袋，涂着红唇，略带睥睨地看着每一个心怀惴惴的如厕者。
杨重光解释说，太太嫌弃这个小便池不好清理，可是请人来把它砸掉也颇麻烦，还得重新贴瓷砖，于是他就动手把它做成一个装置。听上去似乎是比杜尚的“小便池”动机更合理的一个艺术作品。
在热闹非凡的当代艺术圈，杨重光几乎是一个隐者。他刚刚开始使用微信，在此之前，他连自己的手机都没有，任何联系都必须经过他太太，她是他对外联系的通道，拐杖一般的存在。“我连自己买一张火车票都不会。”如果太太不出手相助，他就出不了远门。当年他受朱清时校长之邀，回国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现代艺术中心主任，学生以为海外归来的教授一定很洋派，结果发现他连电脑都不会用。上课的时候播放课件，他以为鼠标是遥控器，拿起来在空中对着投影仪一通乱摇，学生以为他在搞笑。
“后来发现我是真的打不开投影，学生就跑来帮忙，然后学生狠狠地看我一眼：他是真不会，他可真笨！”
《社会招贴3》 180cmx140cm 综合材料
美声男高音不走寻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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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重光就成名了，那时他是芜湖的一个音乐教师，业余画画，竟然画出了名堂。从1981年开始，他便陆陆续续参加展览，当时八五美术新潮还未开始，但是他已经名声在外。“当时我们有几个人，这些人就是在安徽制造洪水猛兽，画风不好看。”
“我在上海办个展、在南京办个展，然后到中央美院办个展，又在外面搞小讲座，《画刊》杂志给我做了专题，《新民晚报》上面说，没想到安徽一个男高音会画画。我就有点皱眉头——你不要说什么男高音，你只说画得好不好。”
他记忆中的80年代有一种奇特的气息，混杂着浪漫和悖论。在他学音乐的学校，出门就是苹果地，男高音唱着帕瓦罗蒂的美声，但是放眼看去，满目都是毛驴和拖拉机。
当时任教的学校倒也没有觉得他不务正业，因为连教育局长和宣传部长都分别坐了小车到学校来参观他的作品。教育局长甚至对校长说，你们学校为什么不利用杨重光在外面的声名，把美术专科也开起来呢？校长因此很高兴，敲定了请领导支持、拨款，很快组织了一批老师，还真就把美术专科开起来了。
校长对杨重光说，“你保持你的创作状态。”这等于给了他某种豁免，某种自由，这个男高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完全走上了绘画之路。
《抱小孩的男人》 78cmx54cm 纸上综合材料
“我在看一幅巨型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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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因缘也并非空穴来风，杨重光的父亲杨绍万早年上过苏州美专，是颜文樑的学生，因为画风夸张，“型永远不准”，学校建议他退学，于是改去南京中央大学学了文学。“我一直要提到我的父亲，如果没有我父亲我可能跟艺术就无缘，我父亲从小时候就把我们领到这个路来。他虽然拼命跟我们讲，你们千万不能从文，千万不能搞文学，不能写诗歌，但是没说不能画画。我说你为什么阻拦我？他说你爸爸因为从文从艺一直被批斗，你看我，一直在农场里回不了家。”
杨重光的父亲一生坎坷，因为英语水平优秀，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担任文职工作，参与翻译了日本投降的降书，并因此被提拔为少校，这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了罪状。
即便如此，父亲的衣箱里永远藏着自己的绘画作品，画作受潮，衣服都染了，他照样穿着那些沾满了蔼色颜料斑渍的衬衫，那色彩来自他笔下的黄山。挑粪的时候，杨重光看见父亲对着厕所斑驳的老墙长时间发呆，浑然不知其臭。问他，他脸上挂着神秘的喜悦，“我在看一幅巨型的油画。”
“我们兄弟几个都没有数理化细胞，我的数学差得简直小学二年级以后就困难了，但是我文科非常好，我跟爸爸讲，我们的文科都好，都遗传你，你叫我走其他路，没门。所以父亲讲归讲，后来发现根本管不了，我们就喜欢画画，就喜欢唱歌，就喜欢文艺。”
杨重光从初中开始画画，胡乱涂鸦，父亲常常走过来看一看，悄悄说一句：“好的。”都是鼓励，从来不批评。父亲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杨重光每次积累了一批画就带去给父亲，父亲趁人不在，躲在账篷里面一张张地看。父亲喜欢杨重光的画，因为他像他自己当年一样，画面中充满夸张和变形。“我就是把一个汽车画得比楼房还大，把人身上画得长出动物来。有时候画静美的风景，比如门口一个小水塘，完全是唯美的，没有透视，但是我画得很用心，情感硬要进入。”
《抱小孩的男人》 78cmx54cm 纸上综合材料
没有专业的自由绘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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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诫杨重光，千万不要去上专业的美术学院，他生怕这个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被科班教育规范掉。后来杨重光的哥哥杨起上了艺术学校，成为不错的画家，尤以连环画和主题创作见长，但是父亲还是把杨重光的画挂在家里，认为他画得更好。
“我哥哥很相信我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就问爸爸好在哪？‘他夸张，他像表现主义。’他给我们讲了鲁迅收藏的版画，讲德国的表现主义，我们家的帐子破了，拿苏联的《星火》杂志来贴帐子，《星火》杂志上面有很多变形的人物，很早就介绍立体主义。从小到大，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给我们讲这些，白天他挨批斗，但是回到家里，小酒下肚，就是完全两个世界，他的罗曼蒂克，他的诗意，他对文学艺术所有的看法全部都出来了。他那种疯狂的想象力，就在最被压抑时期、在我们幼小灵魂还在生长的时候陪着我们。”因此，90年代初，杨重光得到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马上飞向了德国，飞向了表现主义。
签证的时候，他的德语一塌糊涂，只会最简单的一些单词，也几乎听不懂。幸亏签证官是一个非常喜欢艺术的老头，杨重光把《画刊》等杂志对自己的报道递上去给他看。“老先生用德语问我，你说德语吗？我说Nein(不)。那你说中文吗？我说Ja（是的）。他接着问，如果你到德国还继续说中文吗？我说Ja(是的)。他就笑破肚皮了，他说你太厉害了，你是毕加索，到了德国还说中文，就是不学德文，这太牛了。然后他就在那个签证纸上写了一个OK。”
他卖了几幅画才凑齐了旅费，到了德国，全身上下只有两百美金。一年之后，他进入德国布伦瑞克造型艺术学院的自由绘画系攻读博士。“自由绘画系”是西方艺术教育里的一个特色种类，它是综合性、跨媒材的一种教学方式，鼓励没有边界的艺术探索。自由绘画系里包含所有的专业，老师对学生不提任何强制性的要求，而是在更宽泛、更自由的观念前提下，学生自由发展，既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往某个专业的精深处行去，也可以什么都涉猎，成为一个杂家。这简直太对杨重光的胃口了。
杨重光在德国的时候，正值柏林墙倒塌不久，他从德国温柔的南部来到严苛的北部，“北部是一个打架的地方、混战的地方，东、西柏林刚统一，很多穷人，很多艺术家，很多想眼睛睁开发现德国新奇的人，包括美国人，都来到北部，我的学校也靠近这里。”在德国七年，他很快解决了生活问题，并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德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德国波鸿大学客座教授。
巴塞利兹、保罗·克利、苏丁、塔皮埃斯、埃米尔·舒马赫、杜马斯、肯特里奇……在这些漫长的名单里，杨重光吸收了他们的营养，但同时也保有了一种文化上的骄傲，这种骄傲时常跟自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在德国的几年异域生活，对他来说，仿佛一场漫长的浏览。“一边是看，一边又是拒绝接受。因为有些文化门槛确实进不去，欧洲的某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屏蔽的，在他们的文化贵族感面前，自觉地逃避。”
杨重光说:"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你们不要管我。” 图 / 受访者提供
“中国式表现主义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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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他常常说，德国的表现主义已经完成，而中国的表现主义才刚刚开始。
在杨重光的认知系统里，表现主义并不只是技法和风格上的一个流派，它的出现，背后总会伴随更深的社会学根源，表现主义不仅仅是某种方法论，更是体现了某种价值观。当下的中国，正在为这种深刻而复杂的表现主义提供土壤。
“宝马和老木车在马路上并行，老汉坐在山前的家门口叹气，他的时间和情感还是古代的，而一个肚子很大的老板开着雪白的豪车上山来找野茶……”这是他心目中的表现主义式的混杂，它不只有绘画，更有文学、电影和戏剧。这样纷繁芜杂、飞快变化的时代，才会对应得起表现主义那种犀利的、快速的形式感。“几十年的观察也许我一直在做这种练习，现在我就快速地进入，来表达我所看到的现实里面的一些影像，这些人和事，最鲜活地在我们周边，还未消失，方兴未艾，这个跟德国表现主义不一样，这是中国式的表现主义。”
从1991年到2000年，贯穿整个德国留学时期，杨重光画了大量带有东方水墨意味的抽象作品，但随着他回到中国，他渐渐觉得，在当下的中国，不去画人是不对的。
“因为我回到一个人的世界，这里有这么多人，这么吵、这么烦，叫骂之余你就想着我要画它，你不可能想象自己在中国而做抽象，不画人。我以为抽象在欧洲才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在象牙塔里，可以回避痛苦，回避疼痛，回避现实的问题。”对文化的理解，往往跟物理距离也脱不了干系。到了欧洲，他才发现，一个中国商店里买来的咸菜、臭豆腐，他拿着包装纸都舍不得扔掉，以前看都不要看的中国墨点，在异国看起来感动得不得了，直接就在酱菜的包装纸上画画。他看井上有一的书法，看赵无极的抽象，看到的都是怀旧，是乡愁。
在文化贫瘠的时代，父亲从一面脏墙上看出油画来，这种与生俱来的联想，仿佛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灵魂里的“屋漏痕”。直到现在，杨重光依然对脏墙情有独钟，常常旅行的时候错过景点，却因为一堵精彩的脏墙而感到彻底满足和不虚此行。他的绘画，也往往是从一个形象开始，然后因势赋形地生长开去。
他还记得1979年前后，大哥杨起在《新华书店》买了一套莫奈的印刷画片，如获珍宝。杨重光偷了几张出来，直接把画涂改了，然后原封不动地放回去。早年他连颜料都不齐全，只有黑墨水、蓝墨水、炭笔、油画棒，有时候，连红药水和紫药水都抓来当颜色用。
“我记得干草垛被我画成了女人的脸，那个图片印得太差了，模模糊糊的，正好可以给我‘借形’。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跟我一样的人，老是在发呆，在走神，爱逛老菜场胜过博物馆，一看到纸上有脏迹、有线条就兴奋的人。老远看出来像什么东西，就保留这个形状直接画下去。”
今年过年前后，他在北京即将拆迁的老旧建筑的脏墙上，用木棍和毛刷，沾着颜料即兴画了许多画，感觉相当过瘾，连发了许多朋友圈：“合肥的疯子在北京”。
《我忘了》 15cmx29cm 纸上综合材料
“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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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他错过了中国当代艺术井喷的好时光，被热闹的市场遗忘。他的免疫功能也出现了异常，强直性脊椎炎让人高马大的他肩膀塌了半边，常常疼痛发作，直不起身，因此更加懒得见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跟艺术圈失联，甚至连798长啥样都不知道，但这似乎也赋予了他某种自由。
“我创作欲旺盛得像一个饿极了的人，但是我身体不好，我的精力有限。我一面愤世嫉俗，另一面极其平静，这是我很多重大矛盾的根源。我是一个笨老头，不谙世事。体育运动我只看拳击，但是我是弱不禁风的人。只好做一个低调的人，一个投降的人，一个举白旗的人。可是我的内心又极其骄傲。我不看市场，我只看自由，我活着不是为别人，我没有市场，我也没人来关注，我活着就是为我自己，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就像一个人玩，你们不要管我。”
60岁退休之后，他获得了更多不被打扰的时光，他甚至因此觉得，他的创作生命又再次开始了。在“莫奈花园”的深处，有一座没有装修的毛胚楼，那里是他的工作室，里面塞满了堆积如山的画。画面上，被生活伤害的人们互相依偎共生，他们的肉身笨拙而又脆弱。
他的儿子批评他：还停留在现代主义的范畴里。他对此表示认可，曾经的前卫都会变成老派。但是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真就那么泾渭分明吗？在艺术当中，总还是会传递一些普适的东西，与断代、潮流和时髦的观念无关。
“我曾讲过一个很疯狂的话，我有点妒忌基弗。如果我有那么大的工作室，我不比他做的东西小，首先不讲好坏，我也会玩命地做那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46期
原标题《杨重光 中国表现主义刚开始》
文 /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合肥
编辑 / 杨子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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