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的整體視角下，朝鮮半島更像是連接內陸與島嶼間的樞紐，它一方面積極承載並傳播源於內陸的中華文化，一方面又保存並演化出獨具特色的民族色彩。半島與內陸間積極的文化交流自3000年前的青銅時代晚期便已經開始，箕子，則是開啟這一切的關鍵人物。
百年來，隨著世界形勢的起伏波動，朝鮮半島不但逐漸摒棄了對箕子的崇拜轉而信奉檀君，甚至發展到否定箕子和箕子朝鮮的存在，把這個現實中的歷史人物塗抹成虛幻不實的傳說。那麼箕子是否確有其人？箕子朝鮮是否確有其事？他又是如何被朝鮮半島奉為始祖的？爰作小文，以奉談資。
李氏朝鮮國號的由來
公元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權臣李成桂廢除幼主，自立為王。為表達對明朝的親附態度，李成桂以“權知國事”的名義派特使韓尚質帶了“和寧”（李成桂出生地）、“朝鮮”兩個名字前往南京，請求明太祖朱元璋從其中選擇一個作為國號賜予自己。這種向中國皇帝求取國號的行為，在朝鮮半島的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根據朝鮮史料的記載，明太祖朱元璋認為：“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於是賜其國號為朝鮮，此即李氏朝鮮之名的來源。
明太祖所謂的“且其來遠”、“本其名”，顯然不是在說王氏高麗之稱，他所指的是遠在商周易代之際的箕子朝鮮，並且這種說法在李成桂時代得到了朝鮮統治階級的普遍認同。李氏朝鮮開國功臣權近稱：“今天子賜號之恩，殿下復舊之德，實與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鮮同一揆也。”活躍於同一時期的鄭道傳也曾刻意的將明太祖比作周武王、將李氏朝鮮與箕子朝鮮相提並論：“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那麼，曾經被朝鮮君臣津津樂道的箕子，是否真如當下部分韓國學者所宣稱的一樣只是一個傳說、並非真是存在呢？
箕子確有其人麼？
《論語·微子》開篇即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說的是紂王時殷商王室三位“仁人”的典故。比干和箕子同為紂王的叔父，微子是紂王的哥哥，三人因見紂王無道都曾極力勸諫，其中比干因激怒紂王而被殺，微子退隱朝堂之外，箕子只好佯狂裝瘋以自保，但被紂王貶為奴隸慘遭囚禁。《韓非子·喻老》中 “象箸之憂” 的典故同樣出自箕子。昔日箕子輔政時因見紂王使用象牙筷子而憂心忡忡，擔心他會從一雙象牙筷子開始追求奢侈無度的享樂生活，並最終為天下帶來禍端。
武王滅商後特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以對待師長的禮數對待箕子，向他詢問治國之道，並充分尊重他的政治選擇，沒有強迫他臣服於周的意思。舊傳，作為對周武王禮遇的回報，箕子為其傳授了治國安民的“洪範九疇”，至今仍收錄於《尚書》之中，箕子本人也被後世尊奉為儒教前驅。但身為殷商王室的箕子畢竟不忍委身為他國之臣，於是婉言謝絕了周武王的封賞，率領部分殷商遺民“走之朝鮮”。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抵達朝鮮半島後的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開啟了朝鮮半島的“教化”序幕。
箕子朝鮮究竟在哪裡？
關於箕子朝鮮究竟在哪裡的問題，國內的學界曾有過曠日持久的爭論，至今恐也未達成一致。大體而言主要有三種觀點：遼西說、遼東說和大同江流域說。遼西說認為“箕子朝鮮”在今遼寧、河北與內蒙古三省交匯處；遼東說認為“箕子朝鮮”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流域之間，“甚至到了鴨綠江以北和遼西之地”；大同江說則認為箕子之國應在北至清川江妙香山一線，東至狼林山脈，西抵黃海之濱的大同江流域，並曾定都於今平壤一帶。
事實上，我們能從歷史上找到的關於箕子朝鮮的記載並不十分豐富，考古學依據也相對匱乏，學者們的分歧與認同基本上完全來自於對相同文字記載的不同解讀。我們面對這些分歧該何去何從呢？其實如果探討“在哪裡”行不通，為什麼不換一個角度，從探討“不在哪裡”入手呢？
遼西，本是殷人後裔長期聚居之所，西周立國之初曾在這裡分封了一些由殷人建立的小國，代表周王室利益的燕國是在公元前664年才在齊桓公的幫助下正式取得遼西之地。公元前300年，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據胡”。造陽即今張家口，襄平即今遼陽，則燕國遼東郡的範圍應該還不至於可以延伸至鴨綠江流域。於是，鴨綠江流域以南是不是箕子朝鮮呢？《魏略》記：“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為界，朝鮮遂弱。” 滿番汗即清川江，如果清川江確實是箕氏朝鮮的南界，那麼被迫與燕以清川江為界的朝鮮應該是“亡國”而非“遂弱”。可是，如果秦開所取的兩千餘里土地不屬於朝鮮，又是誰的呢？《山海經·海內西經》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答案：“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於燕，滅之。”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幅動態的遷徙圖來：箕子帶著不願臣服於周朝的殷商遺民向北退回自己的故鄉遼西，可是發現這裡已經由西至東分佈著孤竹、令支、屠何等國，再往北則是更加“不尊教化”的俞人、山戎乃至東胡。既然不能安居，大概也就只好繼續向東，穿過濊貊人的聚居地（也有觀點認為是渡海抵達朝鮮），終於在依山傍海的大同江流域找到了事宜耕種的土地和樂於接納他們的部族。
朝鮮半島的考古研究發現，以公元前1000年前後為節點，半島的陶器紋樣和形狀發生了巨大變化。原來的櫛紋陶器被赤褐色的無紋陶器取代，與農業生產關係密切的半月形石刀開始普及，水稻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被種植。我們是否可以將這種變化理解為帶有不同文化元素的外部族群在這一時期遷入了朝鮮半島呢？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結果，武王伐紂，發生在公元前1046年。
走上半島國家祭祀神壇的箕子
箕子事蹟與箕子朝鮮的歷史，在半島早期史籍《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中都曾出現過，自統一新羅時代（668年—901年）起被正式納入朝鮮的歷史構建之中，成為朝鮮半島歷史的一部分。公元1102年，高麗王朝肅宗有感於“我國教化禮義，自箕子始而不載祀典，乞求其墳塋，立祠以祭”，並在平壤修建了箕子墓、箕子祠，正式開啟了將箕子作為半島“教化之君”加以崇敬的歷史。
日據時期平壤箕子墓照片，金氏朝鮮建立後，根據金日成的最高指示“把朝鮮民族看成箕子的後裔是對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我們民族的侮辱”將其挖掘譭棄
李氏朝鮮王朝在確立之初曾因“得國不正”而急需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希望通過箕子朝鮮受周武王冊封的傳統來爭取明朝天子的冊封，從而確立政權的正統性。同時，這也奠定了五百餘年朝鮮君臣強烈的箕子信仰基調，朝鮮世宗曾稱：“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英祖也認為“東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賴箕子之教”。這一時期的半島還出現大量關於箕子朝鮮歷史的著作，如《箕子志》、《箕子實紀》、《箕田考》、《箕子外記》等等。
更有甚者，朝鮮儒林對於始見於《三國遺事》（約成書於13世紀80年代）記載的檀君奉為朝鮮始祖的觀點提出了頗多質疑之聲。他們或反對將箕子與檀君、高句麗、新羅、百濟等“始祖人物”共同祭祀，認為箕子的地位應高於其他始祖，要求“都城及各道首官，皆建箕子廟，春秋享祀”；或者直接對檀君的所謂“御國一千五百年”和“入山為神”等說法提出質疑，認為此說“妖誣鄙濫，初不足以誑閭巷之兒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
朝鮮世宗十九年（1437年），朝鮮政府正式將箕子的稱號定為“朝鮮始祖箕子”，而將檀君的稱號定為“朝鮮檀君”。誠如孫衛國先生所言，稱號的差異“反映出當時朝鮮君臣的一種普遍心態，當時他們雖然承認檀君的存在，但是如何定位，還是處於一種模糊的狀態，所以只能給這樣模糊的稱號，而箕子則十分明確是其‘始祖’”。公元1897年大韓帝國建立，箕子被奉為“太祖文宣王”，半島對箕子的崇拜達到頂峰。（文/開宸）
參考文獻：
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
權近：《陽村集》卷12，《平壤城大同門樓記》
鄭道傳：《三峰集》卷7，《國號》
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
鄭麟趾：《高麗史》卷62，《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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