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巴士底獄在巴黎較為偏僻的地區投下它的陰影，陰森森的籠罩著聖安東尼城郊界。作為百年戰爭抵禦英格蘭人入侵的堡壘，它後來變成了國家監獄。大約1630年，紅衣主教黎塞留便宣稱，用巴士底來囚禁國家的重要犯人是非常合適的。
其時，能夠進入巴士底獄是多來自歐洲各國持不同政見、宗教解釋的貴族，他們違反了國家或事宗教機構的法律。這座監獄最多隻能收押50名左右犯人，這意味著巴士底的生活條件絕不會很差，甚至超越了當時一般法國民眾的生活水準。將它比作14世紀的集中營，完全是空穴來風。現代的法國曆史學家對於“巴士底獄”給予一些比較中肯的評價：“當時的巴士底獄實際上是全法國生活條件最好的一個監獄，並且還是巴黎人民所畏懼的王朝的象徵。”
每個囚犯每天按身份等級分到一些錢，滿足他們基本的營養需求。收押他們的牢房大多5米長5米寬，配有床和窗簾、座椅、爐子和壁爐。大多數囚犯獲准把私人物品帶入監獄——寵物、書籍還有衣服，這些東西生活在18世紀的普通巴黎人恐怕一輩子都沒見過。侯爵以上人物擁有自己的花園，可以隨時散步。歷史學家讓·芙蘭索瓦·馬蒙泰爾曾記錄：在他被短暫監禁期間，嚐到了美味的湯、多汁的牛肉、油漬漬的燉雞腿、一小盤油炸乳羊麂、真正好的松露、新鮮的葡萄、一瓶勃艮第陳年酒和最好的摩卡咖啡……甚至更有特權的囚犯還有其他供應。
巴士底的壞名聲大多來自於曾經被囚禁在那的作家的回憶錄，以及普通巴黎民眾對落魄貴族窺探。
作家們誇大了監獄的艱苦條件，因為他們認為將之抓入監獄所帶來的公正感丟失，遠比生活條件的舒適來的更加重要。一箇舊床墊被說成蟲蛀的墊子，完好的衣料卻說爬滿了寄生蟲，監獄生活的作息時間打亂了這些啟蒙運動的先驅的生活節奏，他們不甘散步時衛兵的跟隨、小件金屬器具被沒收、被迫和他們鄙視的人呆在一起，凡此種種都被描述為官方滅絕人性的精神折磨。這種事物理解上的不對等，成為創造力無處宣洩的作家們瘋狂報復的起源。
這些描述監獄血腥恐怖的作品在坊間廣為傳播，成為18世紀生活在枯燥乏味裡的法國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人民樂於見到社會上層的落魄，從此巴士底以一種神秘的姿態，長久縈繞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國。人們講述著那些從未出來的被活埋在地獄裡的人的故事，他們談論新奇的拷問方法、被囚禁在閉塞空間裡的人、以及被多年囚禁後破碎的心靈和肉體。久而久之這種好奇演變為一種恐懼——人民為巴士底獄安裝了一個惡名。
按理來說雖然惡名在外，但這類謠言總會在事實揭開的那天不攻自破，可是巴士底獄似乎是個例外。當巴士底獄被攻陷後，人們“解放”了關押在裡面的囚犯。一共7個人——四名造假者、兩名精神病人，另外最後一人記錄已經不詳。
令革命者感到不安的是，他們想象裡所有受路易十六殘酷鎮壓的受害者們都不見了，因為他們都不存在。可是這不是年輕的革命者們想要全國人民聽到的，如果巴士底獄的狀況不支持革命者的理論，那麼他們就必須要製造出來一個新故事！因此革命的領導層編造了被他們解放的囚犯，並通過一切媒體手段廣泛傳播這些“囚犯”的故事。
諾爾日爵士被不公正的囚禁，被單獨鎖在陰暗潮溼的牢房裡長達40年，直到7月14日被放出來，他茫然不知何故。瘦骨嶙峋的他在巴士底不曾吃過一次飽飯，蓬亂的頭髮連同鬍鬚糾纏在一起，泥垢使他面目全非。可憐的爵士伸出細長的胳膊感激著解救他的革命者……
搞笑的是所謂諾爾日根本不曾出生，他是個虛構的人物。這一時期，浪漫的創造力豐富的法國人把他們的藝術天賦發揮的淋漓盡致：中世紀的盔甲——摧殘囚犯的鐵質緊身衣、印刷機鋸齒狀零件——輪盤型刑具、拋掘監獄守衛的墓穴，取出遺骨——被餓死在監獄裡，風化了沒人知道的犯人…… 人們為這些遺骨舉辦莊嚴的葬禮。
軟弱的頗具改革思想路易十六，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專制體制的的魔鬼化讓法國百姓長舒一口氣，他們感覺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昇華，他們的行動也·變得神聖化。軟弱的國王謙卑地接受了民眾對他的羞辱——一個製作拙劣的三色帽徽，人民變得更加興奮。由是，自巴黎城開始整個法國揭竿而起，軟弱的國王失去了對局面最後的把持，他的厄運也就不遠了。路易十六的厄運不在贅述，其情節居然與1918年（整整100年了 (ｰ ｰ;)）末代沙皇的結局如出一轍，法俄這對歡喜冤家……
故事講完了，小編還有些話要說。當代世界持久得受到法國革命思想和範例的影響。法國革命產生了現代許多人理解的民主政治，創建了英聯邦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以外的政府總統構架和類型。19世紀和20世紀全世界的革命者們，都會學習法國革命的經驗。例如前面吐槽的路易十六和尼古拉斯二世相似的命運，可事實上十月革命確實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藍本的，簡直就是100多年後的一場翻拍神劇。列林：“我們需要真正的遍及全國的恐怖以使國家復甦，偉大的法國革命就是靠它取得的輝煌。”回到歷史，我們會發現這些所謂的“輝煌”是以一代人的幸福為代價的，其影響甚至超越了人類壽命的極限，社會生產生活秩序徹底混亂，期間還包括了無數無辜家庭的死難。一場暴力革命遠沒有它所宣稱的那般正義，甚至包括了欺軟怕硬的屬性——它們並沒有爆發在上一代強硬派皇帝的治下，卻總喜歡將新任改革派皇帝送上斷頭臺。其實革命爆發前夕，法俄國內就已經可以洞察君主立憲的趨勢，假以時日進行一場代價極小的英式“光榮革命”使國家平穩現代化也未可知，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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