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巴士底狱在巴黎较为偏僻的地区投下它的阴影，阴森森的笼罩着圣安东尼城郊界。作为百年战争抵御英格兰人入侵的堡垒，它后来变成了国家监狱。大约1630年，红衣主教黎塞留便宣称，用巴士底来囚禁国家的重要犯人是非常合适的。
其时，能够进入巴士底狱是多来自欧洲各国持不同政见、宗教解释的贵族，他们违反了国家或事宗教机构的法律。这座监狱最多只能收押50名左右犯人，这意味着巴士底的生活条件绝不会很差，甚至超越了当时一般法国民众的生活水准。将它比作14世纪的集中营，完全是空穴来风。现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对于“巴士底狱”给予一些比较中肯的评价：“当时的巴士底狱实际上是全法国生活条件最好的一个监狱，并且还是巴黎人民所畏惧的王朝的象征。”
每个囚犯每天按身份等级分到一些钱，满足他们基本的营养需求。收押他们的牢房大多5米长5米宽，配有床和窗帘、座椅、炉子和壁炉。大多数囚犯获准把私人物品带入监狱——宠物、书籍还有衣服，这些东西生活在18世纪的普通巴黎人恐怕一辈子都没见过。侯爵以上人物拥有自己的花园，可以随时散步。历史学家让·芙兰索瓦·马蒙泰尔曾记录：在他被短暂监禁期间，尝到了美味的汤、多汁的牛肉、油渍渍的炖鸡腿、一小盘油炸乳羊麂、真正好的松露、新鲜的葡萄、一瓶勃艮第陈年酒和最好的摩卡咖啡……甚至更有特权的囚犯还有其他供应。
巴士底的坏名声大多来自于曾经被囚禁在那的作家的回忆录，以及普通巴黎民众对落魄贵族窥探。
作家们夸大了监狱的艰苦条件，因为他们认为将之抓入监狱所带来的公正感丢失，远比生活条件的舒适来的更加重要。一个旧床垫被说成虫蛀的垫子，完好的衣料却说爬满了寄生虫，监狱生活的作息时间打乱了这些启蒙运动的先驱的生活节奏，他们不甘散步时卫兵的跟随、小件金属器具被没收、被迫和他们鄙视的人呆在一起，凡此种种都被描述为官方灭绝人性的精神折磨。这种事物理解上的不对等，成为创造力无处宣泄的作家们疯狂报复的起源。
这些描述监狱血腥恐怖的作品在坊间广为传播，成为18世纪生活在枯燥乏味里的法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民乐于见到社会上层的落魄，从此巴士底以一种神秘的姿态，长久萦绕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人们讲述着那些从未出来的被活埋在地狱里的人的故事，他们谈论新奇的拷问方法、被囚禁在闭塞空间里的人、以及被多年囚禁后破碎的心灵和肉体。久而久之这种好奇演变为一种恐惧——人民为巴士底狱安装了一个恶名。
按理来说虽然恶名在外，但这类谣言总会在事实揭开的那天不攻自破，可是巴士底狱似乎是个例外。当巴士底狱被攻陷后，人们“解放”了关押在里面的囚犯。一共7个人——四名造假者、两名精神病人，另外最后一人记录已经不详。
令革命者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想象里所有受路易十六残酷镇压的受害者们都不见了，因为他们都不存在。可是这不是年轻的革命者们想要全国人民听到的，如果巴士底狱的状况不支持革命者的理论，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制造出来一个新故事！因此革命的领导层编造了被他们解放的囚犯，并通过一切媒体手段广泛传播这些“囚犯”的故事。
诺尔日爵士被不公正的囚禁，被单独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长达40年，直到7月14日被放出来，他茫然不知何故。瘦骨嶙峋的他在巴士底不曾吃过一次饱饭，蓬乱的头发连同胡须纠缠在一起，泥垢使他面目全非。可怜的爵士伸出细长的胳膊感激着解救他的革命者……
搞笑的是所谓诺尔日根本不曾出生，他是个虚构的人物。这一时期，浪漫的创造力丰富的法国人把他们的艺术天赋发挥的淋漓尽致：中世纪的盔甲——摧残囚犯的铁质紧身衣、印刷机锯齿状零件——轮盘型刑具、抛掘监狱守卫的墓穴，取出遗骨——被饿死在监狱里，风化了没人知道的犯人…… 人们为这些遗骨举办庄严的葬礼。
软弱的颇具改革思想路易十六，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专制体制的的魔鬼化让法国百姓长舒一口气，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他们的行动也·变得神圣化。软弱的国王谦卑地接受了民众对他的羞辱——一个制作拙劣的三色帽徽，人民变得更加兴奋。由是，自巴黎城开始整个法国揭竿而起，软弱的国王失去了对局面最后的把持，他的厄运也就不远了。路易十六的厄运不在赘述，其情节居然与1918年（整整100年了 (ｰ ｰ;)）末代沙皇的结局如出一辙，法俄这对欢喜冤家……
故事讲完了，小编还有些话要说。当代世界持久得受到法国革命思想和范例的影响。法国革命产生了现代许多人理解的民主政治，创建了英联邦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以外的政府总统构架和类型。19世纪和20世纪全世界的革命者们，都会学习法国革命的经验。例如前面吐槽的路易十六和尼古拉斯二世相似的命运，可事实上十月革命确实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蓝本的，简直就是100多年后的一场翻拍神剧。列林：“我们需要真正的遍及全国的恐怖以使国家复苏，伟大的法国革命就是靠它取得的辉煌。”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辉煌”是以一代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其影响甚至超越了人类寿命的极限，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彻底混乱，期间还包括了无数无辜家庭的死难。一场暴力革命远没有它所宣称的那般正义，甚至包括了欺软怕硬的属性——它们并没有爆发在上一代强硬派皇帝的治下，却总喜欢将新任改革派皇帝送上断头台。其实革命爆发前夕，法俄国内就已经可以洞察君主立宪的趋势，假以时日进行一场代价极小的英式“光荣革命”使国家平稳现代化也未可知，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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