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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诏书》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朝代更替这一单纯目的。
清季之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这正是五百余年前，朱元璋提出的抗元口号。
孙中山先生像
如果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孙中山会同朱皇帝一样，先激起民众的种族意识和危机意识，然后团结汉人去反抗并推翻满人统治者。
既然是“驱逐鞑虏”，就是把满人赶回东北。而之后呢，汉人是否要和东北的满人以明长城为界，划疆而治？满人如此，那蒙古呢，藏人、回人呢？
这都是革命者不曾想要的问题。或许是因为革命发展的态势超过了革命者的预料。
大清就这样在辛亥的枪炮声中崩溃了。
在南北双方的交涉下，大清统治者同意何平让渡其最高统治权。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就是其重要标志性文件。（全文见附文。）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帝退位诏书》
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这是“满、汉、蒙、回、藏五族”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革命者所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份诏书中，别明确指出来：满、汉、蒙、回、藏五族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革命者看到后，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在《大总统孙文宣言书》中提出“民族统一”的思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之后又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将民族平等、民族统一的思想付诸法律。最终使得这一思想深入人心，成为铸造多民族大一统中国的坚强基石。
中华民国的国旗，选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分别表示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所选用的五色为五个民族传统上所喜爱的颜色，象征着五族共和。
中华民国早期的国旗
因此可以说，《清帝退位诏书》的意义十分深远，不仅实现了最高统治权的和平转移，更使得中国从一个“古典帝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附文：退位诏书全文：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熊二History
清帝退位诏书最大的作用是：保证了我国领土的完整性，从法理上阻止了西藏、蒙古、东北、新疆等地区的分裂。同时也使得民国政府政权的取得有了合法性，避免了内战的扩大。
一、清末南北内战，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
袁世凯的主张则是清帝逊位，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的全部领土，民国政府优待满清皇室。在袁世凯的调协下，隆裕皇太后同意清皇室还政于民国政府，而孙中山的民国政府同意优待满清皇室。这样的结果符合皇室与民国的双方利益，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因为这样，孙中山才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毕竟袁世凯维护了国家统一，避免了更大的内战，且让民国政府取得了政权的合法性。
袁世凯虽然为维护国家统一立有大功，但是他违背了天下民意，逆流而行，在取得中华民国总统职位后，不久复辟称帝，建立了中华帝国。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南方革命军人在原云南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袁世凯不得不宣布退位，并还政于民国政府。
本头条号“大秦铁鹰剑士” 专注先秦两汉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欢迎大家关注我，以便相互交流讨论，共同学习进步，共同弘扬国学文化。
大秦铁鹰剑士
清帝退位诏书同时兼具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
先说清帝退位诏书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在我国自秦始皇嬴政一统华夏以来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终结，从此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江山，而是属于人民的公器。民主共和的理念自此深入人心，之后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闹剧皆无疾而终，这说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帝制独裁的年代了。
那么清帝退位诏书的现实意义何在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时从法理上明确了我国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主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二是以和平条约的形式完成由帝国向共和国转变，从而避免内战扩大化。
首先我们来看看清帝退位诏书的原文：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就曾开拓过西域地区，遗憾的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领土不断出现变更，在清代之前还没哪个王朝能完完全全同时控制今天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领土——汉唐开拓西域，可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国却不在其控制之下；明代治理东北、西藏，却又失之西域。清代因为其少数民族出身，可能对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更有经验吧——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终于第一次完完全全被置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控制之下。然而清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是和中原内地截然不同的，事实上在当时的蒙古王公、西藏活佛、回部穆斯林宗教领袖看来他们臣服的是满清爱新觉罗家族。按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构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满清王朝赶出山海关，恢复明末的汉地十八省。不过最终南方革命党和清政府的和谈结果却是清帝退位后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就从法理上明确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之部分，从此这些地区由满清皇室的私产变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神圣疆域。
纵观世界各国之革命：荷兰独立战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不经历长时间的战争。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之时革命党是做好了打一场长期内战的准备的，客观而言：这虽然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但任何一场内战最终受伤害的始终是老百姓。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列强各国虎视眈眈，如果内战扩大谁也无法预料对中国早已图谋不轨的日本、沙俄等国会有什么举动。不过这场想象之中的内战最终并没爆发——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不过短短四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清军和革命军之间确有交锋，却终究没演变成英、法革命那样的全国大规模内战。清帝退位诏书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这个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王朝和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政体的结束。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开疆拓土五族北洋与革命党铁血十八省！！
1912年袁始凯让清朝草拟的退位诏书上，增加一句话：“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然后才颁布。就是袁始凯增加的这句话，不但在法理上保证了满洲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不被列强瓜分分裂出去，而且避免了流血内战同时，也展示了弱国也能开疆拓土帝国雄风！
排满起家的孙中山革命党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目标是恢复汉族十八省，1911年10月11湖北武昌兵变成功后，革命党人在裁缝铺里找到未做完的十八星旗，由革命党人李次生带人将铁血十八星旗插在湖北省咨议局，代表革命党目标的新政府是400来万平方公里的汉人十八个省。
孙中山革命党的铁血十八省旗帜，不但受到东北三省抵制，更是让十八省外民族地区燥动不安离心离德，隐藏着国内不安隐患，列强也在加快分裂中国步伐。
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退位后，全国几百个政治社团共商国是，共同推举袁始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始凯于1912年6月11日发布命令，公布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旗，这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国旗方案，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旗，就是代表全国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的五族共和旗，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保全了国土统一不能分割，凝聚了全国民心，打击了列强瓜分中国野心。
五色旗下，刚刚接管腐杇清政府烂摊子袁始凯的北洋政府，国力弱到开不出薪水，但外貌上却是一个崭新的民主政府，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重现东方巨龙的霸气，袁始凯着手收复清朝藩属的尼泊尔，虽然尼泊尔也表示了同意，但因为殖民印度的英军干涉，当时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没有英国强大，计划落空。
1918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河南安徽招募新兵训练，1919年袁北洋政府段其瑞，派徐树铮带3000河南安徽兵，22天收复外蒙。
1925年，北洋政府又派人赴欧洲，参与欧洲国家的《斯瓦尔巴条约》鉴约，为中国在北极圈内争得一块永久性国土，成为今天国家北极考察站立足点。
首先，应该看看清帝退位诏书上都写了什么？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清帝退位诏书
（1）皇帝将“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从法理上确定了国体，将国家政权合法的过渡到共和政体，这样的话，就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假如，清帝没有颁布这道诏书，那么，当时成立的中华民国将不会得到全国的支持，军阀割据，或者分崩离析再所难免。
（2）“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其实，就表明清政府的退位条件之一，就是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最起码，袁世凯是清廷可以信赖的人，虽然袁世凯逼清帝退的位，但是，如果真能优待的话，满清皇室还是得依靠袁世凯，而南方革命党人，第一他们不熟悉，第二积怨很深。从后来冯玉祥撵溥仪出皇宫，也可以看出来，袁世凯其实才是清皇室的保护伞。
（3）“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时候，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诉求，这一点符合当时的国情，但是，具有排他性，就是排除了少数民族参与革命，这一点，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一点，可以说矫正了南方革命党的这一缺陷，后来，孙中山也提出了“五族共和”，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多民族统一性。
史论纵横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员 岳忠豪
《清帝逊位诏书》是大清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颁布的退位诏书，主要内容是：（1）皇帝将“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2）“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3）“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清帝逊位诏书）
清帝颁布逊位诏书，以逊位而非流血革命的方式结束了帝制，确定了立宪政体，故有学者将清帝逊位比作英国的“光荣革命”，将逊位诏书视为带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文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又非全然正确。下面我们就将分析诏书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
积极作用：对于诏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基本都认为，诏书的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在法理上将边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依旧固定在新成立的立宪国体内，避免了政权转换期间边疆的分裂倾向。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讲是以宣扬满汉对立发动的革命，包括随即引发的各省脱离清廷的活动，都主要是以建立汉人政府为号召的，在这种时刻，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就会思考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该对革命采取何种应对，很自然地滋生出分裂倾向，列强也会趁机插手.西藏就曾以朝代变易而驱逐当地的汉人，而清帝在临退位之前用仅剩的权威宣布“五族共和”的原则，这就在法理上祛除了各地分裂的合法性。再加以对于少数民族上层的优待策略，“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最大程度地稳定了边疆局势。当然确保边疆稳定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中央政府的实力，但即便这样，逊位诏书还是使得边疆的分裂“出师无名”，再加之其后对少数民族上层的优待策略，有些分裂则因此而畏而却步。
（孙中山）
消极作用：在南方已成立中华民国的情况下，清帝所颁布的立宪政体显得并不新鲜。但是诏书要求“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就使得南北双方对于建立新政府的权力来源问题争执不下，袁世凯声明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清帝的禅让，南方政府则认为权力来源于革命建立民国的合法性，最后虽然由掌握绝对军事实力的袁世凯执掌民国，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妥协。由于双方的理念并不一致，这也埋下了日后民国纷争不断的祸根。
（袁世凯）
最后，虽然清帝逊位诏书里申明的理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也应该看到其局限，清帝作出逊位的决定根本而言在于南方革命形势的高涨，加之袁世凯又在其中耍了两面手段逼迫而成。再者，对于边疆民族的安排，清帝只是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非“必须这么做”，诏书颁布之后，边疆分裂也时有发生，因为维护边疆统一的根本还在于中央的有力控制。在当时内地人心已朝向民国的情况下，诏书的效用有则有之，但不可夸大。
（溥仪）
季我努学社
从君主制到共和制，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流了很多血，中国、沙俄却在流血很少的情况下就做到了。不提“革命”的彻底性，单就结果来讲，中、俄似乎与时俱进一些，没办法，概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也。
在初生的民国政府与袁世凯统领的大清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清廷最后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流血冲突，为清朝政府寻求了一个相对体面的隐退出历史的形式，赋予了新的中华民国以正当法理性，在政体完成变革的前提下，又消除了革命者的早期躁动情绪，维护了最初各边疆民族所憎恶的“驱除鞑虏”口号下的正常统治，也使得大家都把“破除”的革命初心及时扳到了“建设”的正常轨道上，《清帝退位诏书》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
以下为《清帝退位诏书》原文：
我们来反思一下，假如没有这份《清帝退位诏书》的产生，缺少了转圜余地，中国的历史进程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激烈的战争将难以避免，最后的结果难料，无论是君宪制的北方还是共和制的南方取得胜利，都不敢妄称最后的“胜利”，“南北分治”这种分裂模式将可能成为中短期局面，战争带来的民族仇视心理将很可能促成血战到底的结果。在漫长的战争中，北方获胜，或者还可以维持一个大一统的疆域，假如南方获胜，固然可以保持铁血十八省的基本盘，也可能乘胜利余威啃下汉化的东北地区，但蒙藏新疆区域有很大可能乌云蔽日，统一难度极大。
从国际形势上讲，长期“内战”的结果将否定前朝构建的各类外交体系，把一切推倒重来，外国势力渗入的局部地区难免冲突加剧，甚至沦为直接殖民地，沙俄与日本这类有领土野心的凶邻恶邻不会放过这种机遇窗口，会攫取到最大的领土利益，这才是未来的中国的心腹之患，也将是初生国家的难以承受之重。
说起最终的结果，经历过长期内战之后，国家最后也有机会舔着巨大 的伤口、带着惨痛的记忆完成涅槃重生，痛定思痛，这次革命的“彻底性”终将显现，或者，这个初生的国家，是一个充满着进步希望的理想国度。
历来现实
对于诏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们基本认为，诏书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在法律上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依旧固定在了新的政治体中。避免了成立的新政权的分裂迹象。因为辛亥革命其实说实话，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满汉对立而发动的革命，包括主要的省份脱离行为，都是以建立汉人政府为号召的。清帝退位诏书，很大程度上稳定住了边疆的局势。
但是对于负面影响，南方已经成立的民国政府其实是鞭长莫及，这份清帝退位诏书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并且这样一来使得南北双方的矛盾加剧，袁世凯强调是自己逼迫清帝退位的，南方政府则认为权力来源于革命建立民国的合法性。尽管双方暂时的妥协了，但是这个隐藏的矛盾终有一天会爆发。
清帝退位诏书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会在1912年左右出现。它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并且这份退位书是必须这么做的。自从慈禧去世以后，清王朝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掌舵人了。满朝文武中，唯有袁世凯的实力是最大的。所以，清朝其实从慈禧去世那一刻就可以宣告灭亡了。辛亥革命加速了他的灭亡，退位书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阿元看历史
（张謇像）
首先，诏书由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草拟，袁世凯最后审定，逊帝溥仪颁布。单就文字内容而言，不得不服确有状元之才。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满清及末代皇帝溥仪已是四面楚歌，由是退位诏书主要载明：（1）皇帝将“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2）“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3）“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袁世凯戎装像）
个人认为，清帝退位诏书的作用主要有二。其一，遍示海内：帝制已尽，共和势在必行，天下是大众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其二，“诏书”载明：五大民族并立，东三省，西藏，新疆，蒙古（彼时内蒙外蒙一家）必须大一统，巍巍中华绝不丧一片一瓦于外族。
（清晚期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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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卓侃天下
很多人都会讲到，这份颁布于1912年2月12日的《退位诏书》，代表着中国主权由清廷转移到中华民国政府手中，而诏书中有一句“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也意味着新的中华民国仍能在疆域上保有清朝原来以非汉族居民为主的边疆地区，从法理上保障了我国领土的完整。
这个回答当然没错（而且也确实是主流说法），但它忽略了一个最关键问题：诏书的内容是说给谁听的？
如果预设的听众是来自岌岌可危、甚至有些已经脱离中国控制的边疆地区的人民，诏书自然无异于白纸一张。这些地区显然不会因为有这道诏书的存在，就理所当然地将他们对清朝皇帝的忠诚，转嫁到民国政府身上。
以外蒙古为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刚刚爆发，已经对清朝产生离心倾向的外蒙古王公，就在俄国外交官员的煽动下，准备利用民族主义革命的机会，将喀尔喀从清朝的控制中独立出去。终于在11月30日，外蒙古的王公、喇嘛们对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布：
刻本蒙古已定宗旨，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我佛为哲布尊大皇帝，不日诹吉登极。……请贵大臣，明日即速同文武官员兵丁等出境。
值得一提的是，外蒙古声称自己独立的理由是受到内地革命的感召，“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则蒙古此举实为效仿。
西藏的情况也不乐观。清朝被推翻的消息传过去后，原驻拉萨的川军已经不能再控制局面了；与此同时，以德尔智（Dorjieff）为代表的俄国势力及英印政府一直在推动西藏仿效外蒙古实行“独立” 。例如，1912年7月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后，公然宣布：
内地各省人民刻己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著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
随后，1913年俄国主导的《蒙藏条约》以及1914年英国主导的《西姆拉条约》，都是这种边疆危机趋势的体现。当然，这两份条约都没有被中华民国政府所认可。
至于新疆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下。不过，这种稍好的局面也不过是新疆暂时由汉人军阀所把持，形成割据局面，中华民国政府的政令对这里毫无影响。
由此可见，《退位诏书》并没有真正能解决什么问题，主权的问题不是单纯靠着一张写有字的纸就能解决的。
那么，这份诏书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战略的转向，代表着一种新的国家构想。为了实现“五族共和”的局面，保障领土主权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相继采取修改《约法》、设立蒙藏院和驻藏办事长官、划分行政区域以及与外蒙进行谈判等各种手段，挽救危机局面。这些措施对于维系领土的完整性而言，显然要比《退位诏书》的作用更大；不过，如果我们追溯以上措施的思想源头，恐怕正是这道《退位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