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畢之航

三陽川是渭河上游谷地中較為寬闊的一塊小型盆地,東西長約10公里,南北寬約5公里,行政上隸屬天水市麥積區,在過去被天水人習慣上稱為北鄉。

三陽川沃野平疇,渭河和葫蘆河交繞而過,借水利之便,這裡旱澇保收,是宜農宜耕的好地方,所以川道及周邊村莊密集,人口眾多。一些村莊出土的一些文物顯示,在4000到6000年前這裡一片土地就有人類活動,比如中灘鎮張溝村、渭南鎮蘇景村、張元村、馬嘴山都有不同時期的文物遺存。也據傳說是伏羲觀天象察地理演化八卦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看即便地理條件如此得天獨厚,數百年來三陽川也仍然是一個農業區域,從遠古到今天從來沒有形成過城區,作為河谷盆地,這和一山之隔的秦州古城、相距二三十公里的伏羌古城(今甘谷縣城)的歷史沿革演變截然不同。也正因為如此,歷史資料中關於三陽川的記載少之又少。

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出土於中灘張家溝的陶壺

三陽川之所以叫三陽,明代胡鑽宗有《卦臺記》以三陽川西部渭河入口的卦台山為視點解釋說 “三陽雲者:朝陽啟明,其臺光熒;太陽中天,其臺宣朗;夕陽返照,其臺騰射”等等,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家之言。關於三陽川的地名稱謂,從地方出土的碑記,目前有三陽川以東出土的《呂瑞墓誌銘》(清光緒22年出土於天水縣豐盛川,其地在今清水縣郭川鎮),其有碑文:“以開皇八年歲次戊申十一月丙寅朔七日壬申,遂葬於伯陽縣界蘭渠鄉三陽裡”。可見在隋朝就有三陽的地名了,而見於官方資料中,最早則是北宋開寶五年(公元976年)置三陽寨,《武經總要》卷18三陽寨條稱:

三陽寨,開寶中築,扼三都谷。慶曆中置,開稻田四百頃,以捍賊路。管小寨十六。東至靜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三陽川

既然三陽寨扼守之地是三都谷,“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都”(見顏師古注《漢書 地理》武都條注),或許三陽川當年有三個湖區,所以稱作三都谷,則三都谷就指三陽川盆地。

其實稱谷似乎比較符合三陽川地理形貌,那時候,這一塊是和西夏劃河而治的地方,因這裡連山多大木,所以在定西寨(今新陽胡大村,西距三陽川12公里)建有采造務,專門採伐秦州邊地木材,然後在渭河上放木筏順流到開封,營建宮室,可知當時渭河水量應該很大。既然水大,那麼今天整個川道都是河道也在情理之中。

再往前,關於三陽川的史料極少,唯《晉書·卷一百十二·載記第十二》》所記苻(蒲)洪出生地較符合三陽川情況。史載蒲洪是氐人,略陽臨渭人,據史家認定彼時略陽治所在今天之秦安之隴城川,而臨渭則必然在渭河邊。據傳苻洪家的水池中長出蒲草,有五丈長,有五節像竹子,當時都稱他家為“蒲家”,於是便以“蒲”為姓。隴西下大雨時,百姓受雨之苦,民謠說:“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他的父親便給他取名叫洪。永和六年(349年),苻洪因應讖文“草付應稱王”,改姓為“苻”。苻洪後率族部進駐關中,其子苻健建立大秦(史稱前秦或苻秦,以別姚萇之後秦),其孫苻堅是中國歷史中赫赫有名的一代君主。今天中灘仍有一村曰蒲甸,以臨渭之名和苦雨防洪之狀,蒲甸應是苻堅故里,殆無可疑。

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是三陽川一隅民眾,尤其是中灘人一直面臨的問題,中灘各村的民居都起座較高,目的是防止河水漫溢侵害。天水一帶的水患可以說不絕於史,而地處河谷的三陽川往往首當其衝。

以下為史料中有關天水一帶的山崩水災等災異記錄:

資料一 《宋史 志十四 五行 水》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六月,隴城縣大雨,牛頭河漲二十長,沒溺居人、廬舍;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秦州定西寨有溺死者;

景德四年(公元1007),七月,成紀縣山屺,壓死居民;

資料二《元史 五行志 》卷50—51

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五月乙丑 秦州成紀縣北山移至夕川河,明日再移,平地突如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二月丁酉,秦安縣山崩,七月戊子,寧遠縣山崩,八月,伏羌縣山崩,秦州成紀縣暴雨,朽壤墳起,覆沒畜產。

泰定元年(公元1323年)八月,成紀縣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來谷河。

元統元年(1333年),八月,鞏昌、徽州山崩;九月庚申,秦州山崩;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地裂山崩;辛亥,秦州地裂山崩;

元統二年(公元1334年),五月壬申,秦州山崩

元統六年(公元1337年),六月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裂;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六月乙巳,秦州秦安縣南坡崩裂,壓死人畜;

至正三年(1343年)二月,鞏昌寧遠、伏羌、成紀三縣山崩水湧,溺死者無算;

資料三《明史 志六》)卷30

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癸巳,秦州山崩,傷室廬、禾稼深甚;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秦州二山相距甚遠,民居其間數百萬家,一日地震,兩山合,居民併入其中;

資料四 《天水大事記》)

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閏六月 秦州城洪水氾濫,漂流糧食1.8萬石,棉布3300餘匹。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五月 羅玉河暴漲,入秦州西城門,沖毀關樓。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秦安雞嗚山崩塌,堵塞雞川水達1年之久。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夏清水弓門鎮山崩裂,裂縫深達200餘丈。

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四月四日 羅玉河氾濫,沖人中城、後寨、官泉。

清順治七年(1650年)六月五日羅玉河暴漲,衝入秦州東關,漂流居民和財物。十二日,河水再次漲入東關。十五日,河水橫衝中城及後寨等處。

資料五 1939年版《天水縣誌》)

公元1913年六月 石佛鎮大水沒田一千餘畝。

公元1918年六月,水淹渠劉家田三百餘畝。

公元1929年夏 水衝北鄉渠劉家田七百餘畝。

公元1931年六月 北鄉石佛鎮被水沖田一千五百餘畝。

公元1934年八月七日北鄉隴渭二水暴漲歷三日始落,琥珀溝、新陽村、卦台山、熊集寨、南岸下、中灘上下、雷王集、石佛鎮、北岸下、羅玉溝等地淹沒田地,二萬八千八百餘畝,水磨四十座,房屋二千九百九十四間,溺斃男女三十六人。

公元1935年八月十一日 隴渭二水暴發,中灘上下、石佛鎮、熊集寨、南岸下、新陽川等地方淹沒地一萬四千四百五十里畝。

顯然,以上資料記錄顯示歷史上的隴右天水一帶多水患,多山體滑坡是不爭的事實,而地處渭河河谷的三陽川受暴雨洪水侵擾就成必然了。

同時為河谷,三陽川地勢雖較今天水市—北道一帶寬闊,但卻沒有通達的大道和其它地方相連,顯得逼仄和封閉。其西部渭河上游有餘家峽、西北隴水(葫蘆河)之新陽峽,東出口為渭河下游竇家峽,僅有的三個出口全部是河谷孔道,在河水稍大的情況下,三陽川就直接會封閉成湖泊,毫無出路,故直到解放前,從三陽川到天水市的通道只有從正陽寺上山翻越營房梁到皇城堡瓦窯坡(北關)一條。

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綜上可知,三陽川在歷史上和今天之所以沒發展成城區,是它特有地貌的必然結果,或者說是頻繁的渭河水患導致不宜居的結果。

從目前地貌看,三陽川歷史上應出現過多次堰塞湖。一次堰塞湖的沉積地平面應是同一高度,不同高度的臺地應是不同時期由於堰塞高度不同而形成的。

現有三陽川川道地貌基本如下:渭南鎮石佛鎮村莊全部在渭河一級和二級臺地上,中灘鎮東部多個村莊就是河漫灘地。從渭南石佛村莊平面(沈家村、東西村、楊趙村、三陽車站、楊莊、石佛、咀王、陶新)可知這一臺地就是堰塞湖沉積區被渭河沖刷後的殘留帶,而中灘及河漫灘地則是近千年來的主要河道。

但是在中灘四合村有一演營寺,寺院有三株千年古柏,據考屬唐柏,而且寺院地平低於周邊地平,儘管村子道路一直在走高,但寺院古柏其實已被現有地平淹進了許多,可知當植樹時,地平遠低於今天的中灘地面。如古柏植時就建有寺院的話這有悖常理,寺院修建一般會選擇高聳的地方,而不是低窪的地方。或者古柏早已存在,寺院是後來圍繞古柏修建的,不論那一種,說明植樹時地平遠低於今天的中灘整體地平,也就是說植樹以後的某個時段三陽川發生了又一場堰塞湖事件,形成寺外沉積灘地,結果是寺院區域陷進去了。

也說明,中灘是漫灘或河道不是定數,而是與氣候相關,雨多,甚至下游不暢時,中灘區域必水積成湖,雨少時,河道變窄,中灘復為灘塗。如隴右乾旱時間一長,渭河水量減少,由灘塗而荒灘而農田而人居則是合乎邏輯的。這也就是三陽川現居民多自明代遷居而來的歷史線索。

關於三陽川盆地成因,蘭州大學地理環境所有論文稱,三陽川現存十級階地(臺)地遺痕。專家們對階地上覆黃土地層進行了磁性年代學、氣候地層學和OSL年代學研究, 並對階地礫石層和漫灘物質進行了ESR和14C年齡的測試分析,其中盆地(如下圖)內一級階(臺)地形成時間距今5481±42年,二級臺地形成距今約13萬元。(參見高紅山 李宗盟 劉小豐 潘保田, 吳雅婕 劉芬良《三陽川盆地渭河階地發育與河谷地貌演化》)

三陽川階地總體上是河流下切形成的,但同一階地出現相同的地平面,則說明這個地平必然是下游堰塞後,含沙量較大的河水進入堰塞湖區後沉積形成的,上圖中綠色部分為一級臺地,黃色部分為二級臺地。其形成時間的確定給我們探索上古時代三陽川地貌提供了確定性依據。

既然一、二級臺地是堰塞湖沉積形成的,那麼堰塞湖必定是在三陽川渭河下游某段出現大規模山體滑坡堆積成堰塞體形成的。

三陽川渭河東出口之竇家峽北側有一山橫峙,就是天水地方誌所稱長山支脈雲霧山,據傳是大禹治水時導疏河流的地方,所以俗稱導流山,如今導流山供奉真武大帝,和供奉人文始祖伏羲的卦台山一東一西遙相呼應,把三陽川盆形成臂抱之勢,所謂兩條土龍顛倒臥是也。

考察目前三陽川渭河下游河谷地貌,能讓三陽川聚積成湖的河流段只能在今麥積區峽口到三陽川渭河東口竇家峽一段,也就是說堰塞體最近點在今導流山南坡和東坡也就是現竇家峽到王家灘這一渭河大轉彎處,最遠點應在距此二十公里左右的沽沱村。

關於從三陽川到峽口這一段渭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是這樣描述的: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又東過上邽縣。渭水東歷縣北,邽山之陰,流逕固嶺東北,東南流,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眾溪。南流注於渭。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開山圖》所謂靈泉池也,俗名之為萬石灣。淵深不測,實為靈異,先後漫遊者多離其斃。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水北出歷泉溪,東南流注於渭。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

對照今天河流狀況,可知酈道元對渭水各個支流記述是很準確,也特別詳細的,但偏偏對今天三陽川一句“渭水東歷縣北,邽山之陰,流逕固嶺東北,東南流”帶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記述,這正好說明,當時三陽川就是河谷,甚至沒有名字,而其上下游各處凡有地名處必是有人處,這是確定無疑的。

從今天峽口村沿麥甘公路前行入峽在沽沱大橋可看到此處南山大面積潰塌的遺痕,至今這一段渭河南岸仍是黃土堆積物,再西行在白家河新村對面,有一島形大土堆屹在河邊,正是沉積區遺存,再轉彎向西,河南岸距公路三四十米高度有河床遺蹟,其堆沙達1米多厚,懸在崖上十分明顯。一直到南河川高鐵橋附近渭紅村口河岸公路邊巖崖上仍可見河床遺蹟。可見這個高度河床一定是沽沱村堰塞後形成的,因為假如這個高度的河床遺痕不是沽坨村堰塞後形成的,則只能在渭河下游有更大的堰塞區,也就是同一高度河床遺蹟在渭河出峽口後的北道河川也應存在,但北道這一片沒有同一高度的河灘沉積帶,近似高度的趙崖村(高鐵站)全是風成黃土堆積區。據此可認定沽沱村堰塞點是三陽川渭河下游最遠的滑坡點,但考慮湖積地平,從南河川崖上河床遺痕低於三陽川一級地平的情況,可認定三陽川一級沉積地平是渭河竇家峽-王家灘一帶峽谷的導流山滑坡堰塞後形成的。

在三陽川渭南鎮毛家底下的老莊南部山崖上還可見河床沉積帶。

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毛家底下南崖沉積地貌

因此三陽川在過去數千年前應該是一個堰塞湖區,又因上下沒有直通外界道路,導致在古代一直很少有人居住。

在三陽川是一片湖的情況下,古人首先肯定先居住山上,然後隨河流沖刷,湖水走低,人們才逐漸下移。據現有村莊姓氏分佈,可知在元宋以前中灘及兩河漫灘地很少有人居住的,尤其由於北宋濫採隴上林木,導致元代1332~1380年五十年間秦州水患不止,元未北方乾旱連年,三陽川中灘才陸續可耕作,明初政府以屯軍開墾,至今形成各個村落。

三陽川水患及大禹導流略考

導流山的滑坡帶遺痕

從以上歷史資料和河谷兩岸滑坡遺痕以及河床沉積帶可知三陽川曾被洪水淹塞成湖。三陽川平地的三級分佈表明,堰塞事件不止一次,因此當五千年前導流山發生滑坡後,當時的居民進行疏導是可能的發生過的。

重要的是,上古堯舜時代發生的大洪水以及䱋禹治水的時間基本和三陽川堰塞一級階地形成的時間一致(距今5千多年)。

根據《司馬遷《史記》關於大禹治水的記載,大禹的父親䱋用息壤治水在先,結果9年無功被舜帝處死,大禹疏導在後,竟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可見這場洪水至少持續50年之久,在總結父親治水無功的基礎上,大禹根本改變策略之外,還以高度敬業的精神,親臨山川實地,幾乎踏遍黃河流域,最終導河入海。

按《史記》的記載,大禹治水是全國性的工程,大禹命諸侯百姓傅土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把全國治水責任層層分包,然後自己左繩右規實地勘察指導,循山理水,最終在理水的同時,大禹足遍九州,深入調查了各地的出產,然後確定了各地的貢賦。

顯然這一番經歷,成就了大禹,然後一代家國王朝開始了。

也許,在那個時代,三陽川一帶居民也按照禹王的指導,在渭河峽谷中對滑坡的堰塞體進行了疏導,渭河下洩,三陽川河道通暢,人們重新可以在川原上安心生活,那座滑坡的山從此有了名字,叫導流山。

雖然大禹可能並未親臨三陽川導流河水,但禹王的命令一定會通過諸侯傳遞過來,現存的地貌像無聲的證據在確切的提示人們關注當年的洪水。因為三陽川下游到北道渭河河谷寬不過二三百米,堰塞堆積物全是黃土,如果就近組織幾百人參與疏導,在五千年前是有可行性的。

這個可行性證實了史記關於大禹治水的真實性和可能性。何況渭河在民間一直稱為"禹河"。

綜上由三陽川地貌、渭河下游滑坡遺痕以及高踞崖上的河床殘存,可斷定三陽川導流山曾經確實是疏導渭河的地方,大禹治水是發生過的,如果能夠測定崖上河床堆沙層的地質年代,應能給出一個準確的時間。

這些遺痕遺蹟和三陽川地貌以及導流山大禹治水傳說正好形成一個完整相互佐證的歷史真實。

最後,筆者建議應保護那些高懸在崖上的河床遺痕,甚至可以基此建設一個以禹王導流為主題的探求歷史和地表演化知識的河谷景區。

(2017.9.28/1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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