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毫无疑问是满清得以延续的大功臣，被誉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对太平天国中人他可以心狠手辣并杀伐果断，但遇上洋人，即使是曾文正公也要吃瘪，晚年曾国藩曾担任在清朝号称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遇见一件后来让他狼狈不堪的大事件
-天津教案。
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开放为对外的通商口岸，因为天津靠近北京，所以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及商业城市，大量外国人涌入划租界，同时外国人利用教会推行文化侵略，因为列强的保护，教会利用外国人享受的特权毫无忌惮的做着许多非法勾当。
清同治九年五月，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有三四十人不明不白死亡，而在这事曝光之前，天津就经常有儿童被拐卖失踪。因此就有谣言传出，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天津地方官府异常重视，天津老百姓更是群情激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国领事丰大业因嚣张跋扈对天津知县刘杰开枪被现场愤怒的百姓当场打死，被打死的还包括丰大业的秘书西蒙。在这之后，群情激昂的天津百姓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和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法国教堂中10名修女、2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被天津百姓杀死的还有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信教的中国人。
天津教案事件发生后，列强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满清政府大为恐惧，一面要求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百姓，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因为曾国藩的名气和威望，天津当地士绅和百姓对曾国藩抱有极大希望，认为曾国藩可以帮助他们一起反对洋人，但曾国藩秉承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并无意和列强产生冲突，
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刁风不可长。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老百姓的处理洋务派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而消弭祸端。对曾国藩等洋务派的意见，清政府完全同意。
结果，曾国藩一到天津后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横加指责，警告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尽管舆论反对，曾国藩仍然坚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参加反洋教的百姓，名曰"缉拿凶手"。为凑够给20多个洋人偿命的凶手，曾国藩对抓捕的百姓严刑拷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最后，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通商大臣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即使在全国的反对声中，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
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此案过后，曾国藩多年积累的清誉毁于一旦，不但被称为卖国贼，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曾的湖南老乡都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一代名臣多年积攒的清望彻底被扫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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