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毫無疑問是滿清得以延續的大功臣，被譽為"中興名將"、"曠代功臣"，對太平天國中人他可以心狠手辣並殺伐果斷，但遇上洋人，即使是曾文正公也要吃癟，晚年曾國藩曾擔任在清朝號稱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在直隸總督任上他遇見一件後來讓他狼狽不堪的大事件
-天津教案。
天津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開放為對外的通商口岸，因為天津靠近北京，所以成為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及商業城市，大量外國人湧入劃租界，同時外國人利用教會推行文化侵略，因為列強的保護，教會利用外國人享受的特權毫無忌憚的做著許多非法勾當。
清同治九年五月，天津的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有三四十人不明不白死亡，而在這事曝光之前，天津就經常有兒童被拐賣失蹤。因此就有謠言傳出，說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蒙汗藥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天津地方官府異常重視，天津老百姓更是群情激憤，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國領事豐大業因囂張跋扈對天津知縣劉傑開槍被現場憤怒的百姓當場打死，被打死的還包括豐大業的秘書西蒙。在這之後，群情激昂的天津百姓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和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法國教堂中10名修女、2名牧師在衝突中死亡，被天津百姓殺死的還有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信教的中國人。
天津教案事件發生後，列強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一面調集軍隊進行威脅。滿清政府大為恐懼，一面要求各地嚴格保護教堂，彈壓百姓，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一面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
因為曾國藩的名氣和威望，天津當地士紳和百姓對曾國藩抱有極大希望，認為曾國藩可以幫助他們一起反對洋人，但曾國藩秉承清政府的妥協政策並無意和列強產生衝突，
以曾國藩為首的洋務派認為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刁風不可長。對參與反洋教鬥爭的老百姓的處理洋務派認為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的，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而消弭禍端。對曾國藩等洋務派的意見，清政府完全同意。
結果，曾國藩一到天津後立即發佈名為《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的行動橫加指責，警告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並在奏摺中為洋人在中國的行為進行辯護和洗刷。該折傳出後，全國輿論大譁，"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議譏紛起"，"責問之書日數至"。儘管輿論反對，曾國藩仍然堅持按照法國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參加反洋教的百姓，名曰"緝拿兇手"。為湊夠給20多個洋人償命的兇手，曾國藩對抓捕的百姓嚴刑拷打，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洋人滿意，長保"和局"。他在給清廷的奏摺中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最後，曾國藩對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卹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49萬兩；派通商大臣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即使在全國的反對聲中，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李鴻章對最後判決並無多大改變，僅因俄國只索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
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無一更動。
此案過後，曾國藩多年積累的清譽毀於一旦，不但被稱為賣國賊，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曾的湖南老鄉都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一代名臣多年積攢的清望徹底被掃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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