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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发换上干净衣服的苗继宗队长回鲁中军区一团开会时留影
1943年8月的一个上午，从城里通往李官庄的大道上，走来一个“特务队“，为首的队长大高个儿，连毛胡子，礼帽、绸衫、金丝镜，皮鞋铮亮，后面的五六个跟从个个虎背熊腰，每个人腰间都别着匣子枪。在他们沿途经过日本军队的尖山子据点时，一个日本鬼子从炮楼里出来，站在路中央，面朝他们把手里的小黄旗向上一横，拦住了去路。只见为首的“特务队长”停在路边的树下，回头一个眼神，其他几人也跟着停靠在路边，唯有老王和老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他们摘下帽子，点头哈腰地递上身份证，鬼子刚想问什么，老王忙上去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太君，我们是城市特务队的，李官庄的去，城里太君找包团长的开会。”鬼子一听是给城里上司办事，那凶狠劲儿立马减了大半，放下小黄旗，说：“通通地开路！”老李向后一摆手，一路人晃晃悠悠就过去了，每个人还都跟鬼子打了个招呼。
中午，“特务队”一行人站在李官庄村外的高梁地里向村内观望着。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个下身着自卫团的裤子、上身着便装的人，只见队长跳出高梁地，伸出大手，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几只枪管一起对准了他。队长问：哪部分的？去哪里？答：包团长的勤务兵，去城里买西瓜。问：包团长在家吗？答：团长弟弟包二爷过生日，团长到东院喝酒去了。问：都谁去了？答：就跟去了两个护兵。队长把大手一撒，说：包团长的人啊，怎么不早说呢？我们是城市特务队的，自己人！这瘫倒在地上的勤务兵一听说是自己人，大松了一口气，起来拍拍身子就走了。
“特务队”留下两个人放哨，其他人跟队长进了村，来到一个大院门前。把门的勤务兵此刻正在别处偷着喝酒，老王和老李直接越过大门，走进大厅，面对几桌喝得正欢的人大声问道：哪位是包团长？包团长疑惑地看着他们，老王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递了上去，说：我们是城里特务队的，奉太君命令，前来请团长开会。”包团长打开信，见上面有官印，才把心放下来。他哪里敢耽误，便挥着手里的信说：诸位失陪，只好先行一步了，大家吃好喝好！
包团长带着护兵走出门外，正在等他的“特务队长”压了下帽沿急忙迎上去。“怎么有点眼熟啊？”包团长心想，“完了，这不是四处重金悬赏的武工队长苗大胡子吗？！”他刚想反抗，苗队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二十响”顶住被群众称为“活阎王”、恶贯满盈的包团长，说：不许喊叫！跟我走一趟吧。而此刻，包团长的两个护兵面对几只黑压压的枪管，早就吓得只有举手哆嗦的份了。武工队员们架着“活阎王”包团长，同时押着两个匪兵向村外奔去。等包二狗查觉到不对劲把自卫团喊来时，早就不见了武工队的人影。
原来，苗继宗队长在头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要在三天之内锄掉恶霸“活阎王”包颜田的。他从县委提供的情报得知，包团长的弟弟明日要祝寿，便决定乘祝寿之机，完成此次锄奸任务。
三天后，在临沂城墙上贴出一张判决书：临沂伪自卫团长、恶霸地主包颜田，卖国求荣，效忠日寇，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残害我抗日群众，屠杀我革命干部，实属罪大恶极。为此，特奉抗日民主政府指令，将大汉奸包颜田提拿归案，就地正法。并警告一切汉奸卖国贼，必须停止一切罪恶活动，否则必不轻恕。落款是：临沂武工队。这是苗继宗队长带领武工队员锄奸的故事之一。
1942年12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我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一团在临沂地区成立了敌后武工队，他们从连里抽调了两位连级干部：黄德懋和苗继宗，分别担任武工队队长和武工队指导员。三个月后，于1943年3月，苗继宗接任了武工队队长，一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长达两年半的武工队队长生涯给这位老战士战斗的一生增添了一笔神秘色彩，令他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高大起来。
抗美援朝时期 40军118师354团的几位团首长
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屈恶与助恶之势，这些人以保持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首任，无时不刻地阻碍着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对立面，还站立着一些不屈与抗恶之人，这些人则以扬正除恶为使命，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当遭遇外域侵略时，前者可以卖身求荣，而后者则必须挺身而出做战士。因而我们说，“战士”是一个人最大的荣耀。苗继宗是战士！自从他选择了从军之路，他战士的脚步就不曾停止过。
苗继宗是1938年7月从山东寿光古城乡苗家桥村走出来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八支队的。那一年春夏，身为长子的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往胶东送黄烟，途中见到赵一萍（原名马兰馨，牛头镇人，1925年入党，曾任寿光县委书记），赵一萍给他们写了一封去鲁中找马保三的信。为了安全起见，苗继宗先把信卷成一个卷，再把推车上的点棍挖个洞，然后把信放在棍洞里。一回到家里，他就与父亲商量去八支队打鬼子的事，因为父亲和马保三很熟，所以当即就同意了儿子的想法，并表示由自己负责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就这样，一天早晨，苗继宗出去拾粪，他把已经拾满粪的粪筐放在家大门口，未敢与母亲打招呼，揣着赵一萍的那封信，直奔鲁中找马保三去了。走到常山县刘家套村（即现在的邹平县焦桥镇。1956年邹平县、常山县、齐东县三县合并为邹平县），见到马保三的队伍，随即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八支队，被分配到机炮连做机枪手。而在苗家桥这边，大儿子忽然离家出走，让苗继宗的母亲苗刘氏十分难过，她思儿心切，就让二儿子搬来凳子站在自家门前一遍又一遍地敲击门墙，一面敲一面喊，儿子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儿子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她确信这么一做，大儿子应能听到为娘和家人的呼唤。
日伪军及国民党十五旅的顽固派把共产党和抗日家属看成眼中钉。家有八路，被汉奸盯住，被鬼子杀戮，这就是当时的情形。1939年11月，苗继宗的弟弟苗继增参军加入到八支队。1940年，苗家桥建立党组织，苗继宗的父亲苗信之成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做了农会主席，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因兄长早逝，兄嫂改嫁，留下不满10岁的苗继先由其二叔苗信之抚养，长大成人的苗继先在堂弟苗继宗入伍后参加了八路军寿光独立团，之后又成为寿光独立团武工队队员。因此，苗继宗这一家人让日伪军又恨又怕。1942年2月的一个晚上，大年刚过，苗继宗的家门就被一伙人推开，不由分说，容不得穿好衣服系好腰带、戴上帽，他的父亲苗信之就被押走了。他们一面往外推他，一面嚷着，让他带路去找八路军和武工队。第二天天刚亮，苗继宗的母亲见丈夫一夜未归，便忐忑地想到昨夜村西头那边的几声枪响，赶忙带着女儿及左右邻居去外面找人，果不然，在村西头通往顶盖子村的东西土路上，她见到了一身血迹已经壮烈牺牲了的丈夫，头朝南脚朝北，身上和脸上到处被暴虐的伤痕。这是被本村富户，国军15旅顽固派苗迎之告密后，由汉奸团报复所为。听到叔父被杀害的消息，武工队员苗继先怒火中烧，几日来夜不能寐，他下定决心要报仇。连续几日，他在古城、田柳周边寻找仇人，在苗信之牺牲的第五天，苗继先等武工队一行人在王高发现了仇人，双方对射，苗继先不幸被击中胸部，不想下火线的他先被转移到牛头镇，后又被转移到寇家塢，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之后，他即将分娩的妻子单氏在桑家营子被推到井里遇害，一井两尸，婴儿的尸休也出现在井中；在桑家营子驻点的党员，六叔苗怀之同时被活理。如今，在寿光烈士陵园，苗信之和苗继先的名字并排而立，不远处是苗怀之的名字。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过早地团聚着，养父的身边一直有养子陪伴，不显孤单……
苗继宗的父亲被害后，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天天抹泪，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每当日伪军扫荡，大发淫威时，都会把八路军的家属叫去陪绑，听枪毙人的枪声，看杀人的场面。邻村有一位八路军的家属，一个小伙子，几次陪绑后，被吓得精神失常了。苗继宗的大妹苗兰英满16周岁后，经本村牛头镇婆家的苗姓二姑介绍，被卖到牛头镇去了；二弟苗锡云则在稍大一点后，于1945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寿光独立团。
苗继宗身上凝聚着强烈的阶级仇和不尽的民族恨！身为武工队长，他手下约有30几名武工队员，均为连、排、班级干部，个个能文能武。文，就是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武，指的是擅长打仗。武工队成立后，先配合临、沂边联县大队，活动于葛沟、汤头、方泉、尖山子、青驼寺地区。而后又奉命东进，活动于莒县、沂水、安丘地区的召忽、官庄、雹泉、石埠一带，配合中心区开辟莒、沂、安根据地。
苗继宗的武工队令日伪军以及汉奸闻风丧胆。走路快如风，翻墙轻如鸿，双枪点射准，来去无影踪。苗继宗队长练就了一身功夫，多数时间会以连毛胡子的形象出现；他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粗衣布衫，怀揣双盒子枪，素有“神枪手”和“飞毛腿”之称。
当时在新开辟的地区，由于对我们的宗旨缺乏了解，加上敌伪特务的造谣和破坏，群众对我们比较疏远，甚至个别人明里靠近，暗里通敌。好多乡政府操纵在敌人手里，夜里应付我们，白天给敌人办事，有的抗粮不拿，有的抗款不交。针对这种情况，苗继宗带领武工队以武力取缔了4所伪乡公所，活捉伪政权人员30名，镇压了特务分子的活动。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提高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在高里，他们击毙了伪军小队长王荣，他们还割断了50000米敌电线，破坏了数千米封锁沟，缴获了一些伪币。通过这些，强有力地镇压和限制了敌伪汉奸活动，对配合地方政府开辟敌占区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强有力地配合了我方正面对敌作战。
武工队的故事已成为久远的历史，武工队长的故事素材也已经无法再现新鲜，但是，一种精神却像大海，它咆哮过、它翻卷过、它掀起浪潮并汇聚成历史的潮流，让海洋湛蓝，让陆地碧绿，让人间旧貌换新颜。我们，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人，是缔造不朽传说者的后代！如火焰劲燃；像星光劲闪，飞檐走壁不是传说，共和国的创建者，大片的主角们是洪流般的农民，面对他们的觉醒，强大的侵略者不过是秋后的蚂蚱，中国的命运被他们用铁臂写下无比骄傲的四个字：地覆天翻！
※苗继宗锄奸故事来自《侦察故事》，武工队概况来自《40军118师师史》。
20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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