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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试用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第24课《打碗碗花》（李天芳著）将原文中的“外婆”全部替换成了“姥姥”。新闻热度上升后，有网友补充说，同一本教材第6课《马鸣加的新书包》也全部使用了“姥姥”这一表述。
上海市教委给出的改动理由是：“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语，“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上海教委在去年对市民投诉做出的回应
教委这样直接对方言和普通话的界限做出判定，并修改作者原文的强势态度让网友们炸开了锅，讨论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1.“姥姥”和“外婆”到底谁才是方言
2.未经作者许可改动已有文章中的用词是侵犯作品的知识产权
3.官方任意修改课文实际上是一种抹杀多元的文化霸权
让人遗憾的是，网友将主要的讨论精力放在两种称呼正统性和南北方言差异的争执上，将这件政治寓意颇强的事件演变成了如同站队粽子甜咸党般的阵营表态，把权力对语言文化的粗鲁干涉和侵蚀放在一旁，觉得不需要把此类小事政治化、严肃化。
作为人类社会交流的媒介和思维的基础，语言一直被视为一种单纯的工具，通过刻画和表征的方式在世界和人类之间起中介的作用。但20 世纪以来，哲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等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把语言视为人们认识世界、进行思维和交际的一种客观透明的手段，而是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以及语言对社会过程和个人生活的介入作用。
|微博博主@梁惠王认为外婆的“外”表明了通用语身份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所有事物都可以归入两类范畴：权力和话语。如果离开了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应用，社会就既不能建立、巩固，也不能改进。批评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坚信，意识形态总是参与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往往通过语言获得表述，所以我们必须在语言中寻找权力得以维护的途径。
|网友对此事的讨论渐渐变成了单纯的地域性站队
我们节选分析了两篇将语言和权力间的共生关系阐述得非常精妙的文学作品，以凸显语言本身从古至今都无法剥离的政治性，即使是一丁点关键处的改动也能对大众的思维造成强大的影响。
出版于1945年的小说《动物农场》是乔治·奥威尔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故事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和特色鲜明的动物形象为表，真实结构是围绕政治权力的争夺与交替，是一则预见性极强的反乌托邦寓言。
最初，农场绝对统治者琼斯先生因为虐待动物而引起动物们的不满，德高望重的公猪老少校在去世前把农场的全体动物召集在一起，他把人类比作寄生虫，并教动物们唱一首革命歌曲“英格兰的生灵”，号召动物们进行反抗。在老少校的话语和歌曲的感召下，众动物赶走了琼斯先生。农场的新领导者是两头猪，雪球和拿破仑。二者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排挤，拿破仑利用武力赶走雪球后，利用一步步残酷狡黠的手段维持巩固了自己统治阶级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布迪厄认为，语言体现权力时，即成为一种语言暴力。在现实社会中，它会以法律、命令等形式显示出来，用一种权威的语言强制公众服从某种意志，因而得以维护对社会的控制权力。《动物农场》中琼斯被赶走后七诫的建立和篡改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猪头头们解释道，通过过去三个月的学习，他们已成功地把动物主义的原理精简为《七诫》。这七条戒律现在就要题在墙上；它们将构成一部不可变更的法典，动物农场全体动物往后的生活必须永远以这部法典为准绳。雪球颇费了些周折才爬上去（因为一口猪要在一架梯子上保持平衡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接着开始工作，由吱嘎提着油漆桶扒在稍低几磴处。戒律用白漆大字母写在涂过柏油的墙上，从三十码以外也看得清楚。上面写的是：
七 诫
1.凡用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
2.凡用四条腿行走或长翅膀的，都是朋友。
3.凡动物都不可穿衣服。
4.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
5.凡动物都不可饮酒。
6.凡动物都不可杀任何别的动物。
7.凡动物一律平等。
但由于动物们无法把《七诫》全记住（意指法律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率其实很低），雪球对其做了精简（法律变成了口号化的政治标语）：
农场里的其他动物，都没能走得比A更远。另外还发现，像羊、鸡、鸭这些比较笨的动物，没法儿把《七诫》全记住。经过深思熟虑，雪球宣布《七诫》其实可以压缩为一句格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他说，这句格言包括了动物主义的精髓实质。无论谁彻底掌握了它，便能保证不受人类的影响。禽类首先提出反对，因为他们好像也是两条腿，但雪球向他们证明并非如此。
“同志们，”他说，“禽类的翅膀是主要起推进作用的器官，而不是主要起操控作用的器官，所以应当被看作是腿。人的区别性标志是手，人正是用它来干一切坏事的。”
|乔治·奥威尔
法律帮助动物从被人统治的状态进入到了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生存状态，但它是依附于以猪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因此当雪球被赶走，拿破仑为了不受七诫的制约用隐秘的方式对其进行了修改。
当拿破仑和猪们住进了原农场主琼斯的房子后，第四条“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被改成了“任何动物都不许在铺被单的床上睡觉”。拿破仑清洗曾跟随雪球的异党后，悄悄把第六条“凡动物都不可杀任何别的动物”改成了“凡动物都不可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拿破仑爱上喝酒之后，第五条就变成了“凡动物都不可过量喝酒”。最后，猪们开始用后腿直立行走，穿衣服，打牌，一切都和曾经的统治者人类无异了，七诫的最后一条变成了“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强势群体比弱势群体更有能力改变语言规则和语篇秩序，拥有权力者通过塑造语言来享有和独霸权力。反过来，又以权力来加强该语言在运用中的强势地位。
|《动物农场》英文版封面
掌握了绝对强势地位的拿破仑把动物主义的象征，老少校留下来的革命歌曲“英格兰的生灵”禁止掉，同时也抹去了动物们曾经共同建立社会的回忆和对理想社会的预期与想象。
最后，紫苜蓿觉得，既然她找不到表达心中想法的言语，何不用唱歌作为替代，于是就开始唱《英格兰的生灵》。坐在她周围的其他动物也跟着应和，他们一共唱了三遍，唱得非常动听，但是很慢，很忧伤，他们以前从未这样唱过。
他们刚唱完第三遍，吱嘎便在两条狗陪同下来到他们近旁，他的神情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要说。他正式宣布，遵照拿破仑同志的一项特别法令，《英格兰的生灵》已被取缔。从今以后，这首歌不准再唱。
动物们感到如雷轰顶。
“为什么？”慕莉尔叫了起来。
“它不再需要，同志，”吱嘎说，口气和表情都是硬邦邦的。“《英格兰的生灵》是造反之歌。但造反现已完成。今天下午处决一批叛徒是最后一幕。外部和内部的敌对分子都已被打败。过去我们通过《英格兰的生灵》表达的是对于未来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渴望。但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建成。很明显，这首歌不再有任何用途。”
动物们虽被吓得够呛，但其中有几只原本还是会提出抗议，不料偏偏在这个当口儿绵羊们照例咩咩地喊起了“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口号，达数分钟之久，争论只得不了了之。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二十岁时写出了这样一则十分精炼简短的寓言。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没有明说语言的作用，但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发现，“禁令”以语言为媒介“每次颁发一条”逐渐传播，潜移默化影响了群众，而村民们完全忘记了其他娱乐活动的存在，就是因为话语和文字的缺失。官方不仅禁止了除打木片外的娱乐活动，暗地里一定为了达到根除效果而禁止了人们记载，谈论其他娱乐活动。因为它们在语言中消失了，他们在现实中也消失了，语言不再仅是表达事实的工具，它在权力的加持下已经具有了建构事实的力量。
|卡尔维诺
“姥姥”与“外婆”之争，于文化层面上体现了建立在北方文化基础上的中央官媒对南方文化的侵蚀，南方观众在听到春晚主持人“大年三十一定要吃饺子”这样把东北文化和北京文化作为默认背景的表述时感到的不解和被冒犯无形中一次次地深化了地域文化间的隔阂和撕裂，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差异极大的国家，官方处理大众文化相关问题时当尤为谨慎，正像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所给出的外祖母方言称呼地域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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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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