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的考生、學子，無法改變應試教育的土壤，我們會攀附在這棵藤蔓上，取得進入主流社會的枝幹。但最終，我們畢竟要自己生長，綻放出自己的花朵，因此超越高考的羈絆反而成為高考後的主題。
1993年7月24日一直在我的記憶深處，那一天我的高考成績出來了：總分597分（滿分750分），語文105分，歷史113分，數學129分，英語140分，政治110分。
這個成績幾乎相當於“一模”（第一次模擬考試）與“二模”（第二次模擬考試）成績的平均分，按照當年的“高考理論”，是與真實水平最相符的結果。
分數含金量很高，在我的中學並列文科第二位，比第一名少一分，同時進入了北京市文科前30名。據說這個成績本來可以得到商家贊助的獎學金，但鑑於商家是某衛生巾公司，獎勵是針對女生的，我欣然落選。
這個高考成績也確保我以第一名的身份如願考取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
不過，即使是在1993年，北京市的高考成功率也已經達到了令人咋舌的70%，大部分考生都能上大學。相比國內很多其他城市的高三畢業生，北京生源佔盡天時，這樣一比較，我這個高考成績也算不上什麼。
從技術角度分析，高三這一年，老師辛辛苦苦圈定了考試的知識點，又再接再厲地大劑量使用“題海戰術”。
老師比拼的是押題的經驗，而考生比拼的，只是死記硬背的輸出效果。因此，高考的成績似乎也不能太在意，對高考“狀元”的吹捧和過度宣傳，讓人覺得怪怪的。
但高考的成績確確實實在影響人的發展軌跡。
我高二時的語文老師孔慶東，曾在課上透露過，他高考那年，黑龍江省考取北大中文系的就兩個考生，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顯然，高考徹底改變了孔老師的命運。在經過短暫的中學教書匠的“委曲求全”後，他重回北大完成了博士學位，後來有成為這個名牌大學的教授。
高考是體制內的獨木橋，彷彿中國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
曾震動中國體育界的報告文學《兵敗漢城》一書中披露，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一戰成名的某著名運動員，在奪得世界冠軍後興奮地說了一句：“總算可以農轉非了！”
來自偏遠農村的運動員，冠軍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高考更是如此，這是當時體制內的普通人，獲得中國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唯一通道。
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單位”（公有體制下的政府、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就有了保障，那時，即便是體制外的私企、外企，也會把大學學歷作為錄取標準。
即使如此，滿足於高考成績，或者說，滿足於應試能力的分數，使中國人最終沉浸在“奇技淫巧”之中，不僅膚淺，而且後患無窮。我曾是中國教育體制生產出來的“好學生”，讓我幾乎付出了比學生時代更長的時間“撥亂反正”。
高考的分數掩蓋不了思辨意識的缺失。
浸染在單選題、多選題的訓練中，而潛移默化地把我們的思維固定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
推而廣之，給定的答案不正像老師、家長和社會為我們鋪設的、按部就班的發展路徑嗎？而生活中哪裡有那麼多現成的答案可選呢？自己的選擇、選擇的勇氣真的很重要。
高考成績不能讓功利教育中添加有益的文化元素。高中階段的教育是最缺乏文化感的，一切都以高考備戰為指針，興趣與樂趣都被考試消磨了。
我記得當時在大學宿舍裡與同學聊天時，他們說的很多話題我都聞所未聞，他們的很多觀點我都目瞪口呆，真覺得自己太沒文化了，只是個考試機器而已。
高考留給我的，更多是思想的懶惰，而表面上又給外人留下刻苦攻讀的正面印象。努力的結果往往還是技術層面的，至於興趣愛好、人生目標等更重要的問題，卻被長時間封鎖了，代之以“長大就知道了”、“慢慢就明白了”等敷衍了事的答案。
體制內的考生、學子，無法改變應試教育的土壤，我們會攀附在這棵藤蔓上，取得進入主流社會的枝幹。但最終，我們畢竟要自己生長，綻放出自己的花朵，因此超越高考的羈絆反而成為高考後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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