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Blood, sweat and tears in biotech — the Theranos story為標題
發佈在2018年5月14日的《自然》書籍與藝術上
原文作者：Eric Topol，加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執行副主席
| 美國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跌宕起伏的興衰過程終於被記錄下來，付梓成書，Eric Topol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壞血：硅谷初創公司的秘密與謊言》
John Carreyrou Knopf (2018)
很少有醜聞能夠在醫療保健行業和技術行業都產生震動——除了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的大起大落。2015年，知名調查記者John Carreyrou首次揭開Theranos的騙局，現在他將調查過程寫成《壞血》一書，完整揭示了Theranos首席執行官Elizabeth Holmes的詐騙證據。今年3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公佈調查結果，認定Holmes和公司前總裁Ramesh Balwani“誇大或虛報公司技術、業務和財務業績，是一場精心策劃、長達數年的騙局”，二人藉此籌集了逾7億美元的資金。
Carreyrou最初將調查報告發表在了《華爾街日報》上，之後經過一系列事件的發酵，監管機構最終於2016年關閉了Theranos的實驗室，而到此時，加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實驗室已進行了近100萬次檢測。其中極大部分結果是錯誤的，必須全部作廢。無數人因此受害：一些人經歷了不必要的手術，被誤診為嚴重疾病，情緒受損。
Carreyrou從科學、人文、法律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完整揭示了整個事件。除了之前已經報道過的，他還在書中進一步揭示了Theranos公司許多從未被披露過的黑幕。
Theranos的目標在其發展過程中改頭換面，但噱頭十足，即通過一滴血進行數百種快速檢測，而費用僅為現有檢測成本的零頭。該方法通過納米容器（nanotainer）收集樣品，然後在微波爐大小的迷你實驗室（miniLab）中進行檢測，被宣傳包裝為幾十年來未有的行業變革，以喬布斯為偶像的Holmes甚至稱之為“醫療保健行業的iPod”。
Elizabeth Holmes：美國加州紐瓦克市Theranos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20世紀90年代，Holmes還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小孩，那時她便宣稱長大後想成為億萬富翁。30歲時，她實現了這個目標。她非常聰明，2002年帶著美國總統獎（含有資助）進入斯坦福大學學習化學工程，但是第二年便輟學創辦了Real-Time Cures，這家總部位於帕洛阿爾託的公司成為後來的Theranos，並運營了15年。
Carreyrou探討了Holmes的長處與不足。她行動力強，善於推銷自己的想法，因此結交了一群身份顯赫的政治人物，如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國防部長威廉·佩裡（William Perry）、海軍陸戰隊將軍（現任美國國防部長） 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和前參議員山姆·納恩（Sam Nunn）。
投資者包括傳媒大亨默多克 （Rupert Murdoch）；合作伙伴有超市巨頭Safeway和連鎖藥店Walgreens。Holmes 在斯坦福求學時的教授錢寧·羅伯森（Channing Robertson）是其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兼顧問。2015年，Holmes被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認定為美國全球創業大使。同年，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miniLab發佈會上對她大加讚賞（Carreyrou發現miniLab完全是子虛烏有，當時實驗室並沒有在運作）。
據Carreyrou報道，Holmes用謊言粉飾納米容器、與製藥行業簽訂的合同及試驗驗證等內容。她向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美國的血液檢測監管機構、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做了虛假陳述。她聲稱Theranos被用於挽救阿富汗戰場上士兵的生命。
Holmes將miniLab描述為“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創造”，但它至多隻能使用微流體進行免疫分析。極少量的血液樣本在很大程度上被稀釋（沒有參考標準或先例），導致偽造結果的出現。FDA後來的檢查表明，使用Theranos設備進行的多項實驗室測試質量控制不佳，並提供了一些檢測失敗的例子。
實驗室聲稱可提供數百項常規分析，但相當一部分仍需要細胞計數、普通化學檢測和DNA擴增。這些都是藉助常規的商業化實驗室設備完成的，或者被轉移到其它實驗室。這個秘密原本被嚴密地藏在一個有毒的工作環境中，直到《壞血》將其揭露出來。
一些員工因此被解僱、受到法律威脅，乃至嚴重恐嚇，另外還存在監視員工社交媒體賬戶的工業間諜活動。這本書也談及了該公司化學小組前負責人的自殺事件。
我在2013年為醫學信息網站Medscape，對Holmes進行了兩次視頻採訪。當時，我用納米容器在指尖採集了血液樣本，並在30分鐘內收到了多項常規檢測的結果——我的血糖血脂與之前的檢測結果一致。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在Theranos內室裡面用標準的西門子機器進行的檢測（我未被允許參觀實驗室區域），與miniLab沒有任何關係。
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有確認偏差，我希望這位年輕、富有抱負和傑出想法的女人能夠成功。第二年，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我表達了對Theranos公司沒有任何透明化或同行評議研究結果的深切關注。
在《壞血》一書的結尾，Carreyrou描述了律師David Boies（Theranos當時的法律顧問）如何在2015年試圖阻止《華爾街日報》發表Carreyrou的報道。例如，Boies指控該報洩露Theranos的商業機密，做出虛假和誹謗性言論。儘管該報紙的所有者默多克向Theranos投資了1.25億美元，但是這一報道還是得到了發表。
我們還了解到了Carreyrou的信息來源——一位病理學家和博主，還有許多擔心虛假檢測結果損害病人利益的正直員工。正是因為這些勇敢的舉報人以及一位堅持對150人（包括60名前僱員）進行採訪的無畏記者，才誕生了這本令人愛不釋手的大作。
我認為這本書唯一的瑕疵是它沒有反思從這一事件中得到的教訓。一家公司竟能罔顧他人安危，而靠一張名人網崛起為估值高達90億美元的巨頭，箇中緣由何在？在我看來，沒有任何獨立科學家發表論文加持，更不要說重複實驗，就允許一項被大肆鼓吹的技術放任自流，埋下了此後危機的隱患。如果醫學界和監管機構一早追究公司的責任，也許這一切就能避免了。硅谷不乏其它一些一夜成名的公司，但沒有一個將患者的健康置於風險之中。希望《壞血》揭露的事實能夠阻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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