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就是“经义决狱”，由西汉中期儒家守成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这里先介绍一下，儒学进化的历史背景。
一
从孔孟将儒学频繁试错于各国开始至西汉以前，算是儒家的开创期。在这个时期内，儒学不仅在与诸子百家各种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还挺过了，雄才大略的始皇帝用"焚书坑儒"、"挟书令"（藏儒学者治罪）对儒家进行残酷的淘汰和围剿。凤凰涅槃后的儒学，将思想理论锤炼的更为严密和精悍、也更有说服力。
历史的时针指向了西汉。设计了一整套庞大的冶国理论系统的儒学，终于迎来统治阶级的赏识和期许。以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标志，儒学进入一个守成的自我完善、自我巩固的时期。
同时，这也标志着，儒学理论取得了在中国文化上的霸主地位。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事件的总和，其走向的灵魂，却是由当时占主流的文化思想所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儒学还同时拿到了控制中国历史走向的决定性一票。于是，儒学就开始向冶国方略下的各个方面渗透，来夯实儒学对中国历史进程指导权的底座。
二
比如对在律法方面的渗透中，“春秋决狱”即是重要的表现方式，“春秋决狱”又叫“经义决狱”，董仲舒提出了，以孔子的思想理论对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定罪。
他说，断案除套用律法之外，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之理论作为断案的依据。因在实际操作时，大都以孔子之《春秋》为圭臬，所以有“春秋决狱”这么一说。
“春秋决狱”有三个原则，
1.“论心定罪”，着重考察犯罪动机，这改变了自周而秦之“重刑轻罪”的传统，不再单独注重刑罚达到，惩罚罪犯和威慑进尔驯服百姓效果，而是注重考察动机对量刑的影响，这给了部份罪犯以减轻处罚的机会，且符合了社会进步的节奏。塑造了一个脱胎于“秦律”，但从考察动机、量刑处罚的法律角度来说，完全不同于“秦律”的“汉律”。
2.“亲亲得向首匿”，此为“汉律”首创。前所未有，亲属犯罪，其他人应为之隐瞒，可以不向官府告发和出堂作证，官府不以此为罪；而亲属如果告发犯罪人，那么，这个亲属却是有罪的。这就是“律法儒化”，源头可追及孔子言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凸显了儒学理论深度改造律法的结果。
3.“以礼入法”，以“礼”、“法”互为表里因果，并最终表现为“德主刑辅”、“大德而小刑”。显示了儒学理论深度介入律法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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