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鲁国国君，鲁隐公和鲁哀公的地位都比较特殊。说他们特殊，不是因为他们对鲁国有何特殊贡献，而是在《春秋》这部史书中，他们俩一人是起始国君，另一人则是终结国君。作为起始国君，鲁隐公在执政第十一年时，被公子翚（huī）怂恿鲁桓公刺杀，死于非命。那么，作为《春秋》终结国君，鲁哀公又能得到善终吗？
公元前495年5月，鲁定公去世，其子姬蒋继位，是为鲁哀公。
两年后的秋天，正卿季孙斯突然病重不起，临终前嘱托他的亲信正常：“不要从死！南孺子生产后，如果生下儿子，就向朝廷报告，立他为家主；如果生下女儿，那就立肥吧！”
南孺子，是季孙斯的宠妾，将要生产。肥，是指季孙斯另一个儿子季孙肥，此时已成年。季孙斯不立成年长子，却要立南孺子待产之子，真不知他是吃错了什么药！但家主之命，正常也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遗命。
不久季孙斯去世，南孺子却还没生产。既然如此，季孙肥就被立为季孙氏家主。可在季孙斯下葬后不久，南孺子就产下了一名男婴！
正常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上朝告知鲁哀公：“家主有遗命，命下臣道：‘南孺子生下儿子，就必须上报给国君与众大夫，立他为家主。’今天南孺子生下了男婴，所以前来禀告！”将这事上报朝廷后，正常就逃到卫国去了。
听说这此事后，季孙肥当朝请求退位。
鲁哀公马上派大夫共刘前往季孙家探视，不想到了后才发现男婴居然已经被人给杀了！
这时杀死男婴，瞎子都能猜得到是谁所为。
鲁哀公大怒，马上命人追讨杀人凶手，但怎么能抓得到？既然抓不到凶手，鲁哀公又命人到陈国去召回正常，想利用他来对付季孙肥。可正常也不是傻子，深知“三桓”势力庞大，根本就不肯回鲁国！
抓不到杀死婴儿的凶手，又无法让正常回来指证，这一天大案件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了。但在此事过后，无论是鲁哀公还是季孙肥，彼此之间都有了顾忌。
自从“三桓”在公元前562年与公元前538年两次私分公室以来，鲁国国君被边缘化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鲁哀公在与季孙肥的这场明争暗斗中失利，其实极为正常。鲁哀公也深知如此，虽然在权力游戏中败了一城，可国君还得继续做下去。
鲁哀公十一年，长期在外漂泊的孔夫子被季孙肥召回了鲁国。鲁国尊奉他为国老，让孔夫子在家乡颐养天年。虽然鲁国上下都对孔夫子尊敬有加，可国事上却往往忽略他的意见。公元前479年4月，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孔夫子不幸去世了。
国老去世，鲁哀公也得显得极为悲恸，为此写下诔文：“旻天不吊，不憖（yìn）遗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大意：上天不善，不暂且留下一位国老，让他保障我的君位，却使我忧郁成疾。呜呼哀哉，尼父！我没有效法的榜样了。”
从诔文中看，鲁哀公极为尊敬孔夫子，对他的去世深为痛惜。可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鲁哀公这是言不由衷。
公元前481年，齐国陈恒杀死了国君齐简公。孔子为此斋戒三日，然后上朝向鲁哀公请求伐齐。可鲁哀公却为难地答道：“鲁国长久以来就弱于齐国，您却要讨伐齐国，该怎么办？”
孔子严肃地答道：“陈恒弑君，齐国之民不服从他的人有大半；以鲁国之众，再加上齐国的一半人，就必定可战胜陈恒！”
鲁哀公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出兵，就故意推脱道：“那您去找季孙商量吧！”看出鲁哀公不愿出兵，孔夫子也就无奈地告退了。
孔子在世时，鲁哀公不用他；现在孔子去世了，却痛惜他不能保障自己君位，这岂不是言不由衷？
所以，孔门弟子子贡看到这篇诔文，不由得长叹道：“国君恐怕无法死在鲁国了吧！夫子（指孔子）曾说过：‘失去了礼，就昏暗；失去了名，就错乱。’失去志向为‘昏’，失去身份是‘乱’。生前不能用他，死后却为夫子致这样的悼词，这是失礼；自称‘余一人’，这是不符合名分。国君犯了两次大错！”
“余一人”，在周时是天子专用；鲁哀公只是诸侯，怎能僭越？所以，子贡才说他用辞不符名分。作为一国之君，既失礼又失名分，还能安稳呆在鲁国吗？
子贡也许没想到，他这也是一语成谶了！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成为东周新一代霸主。鲁国不敢怠慢，积极地与越国互通使者，希望加强与越国的关系。
公元前471年冬，鲁哀公亲赴越国，朝觐越王勾践。访问越国期间，鲁哀公与勾践太子适郢相处甚欢。一时高兴，适郢就想把女儿嫁给鲁哀公，并赐给他土地。这时，跟随鲁哀公访问越国的公孙有山见大事不妙，紧急派人回去，向季孙肥通报此事。
季孙肥知道后，赶忙派人贿赂太宰嚭，拜托他阻止此事。太宰嚭原本就是贪贿之人，在收到季孙肥贿赂后，便给适郢送去大量礼物，成功地令适郢放弃了这次联姻。连鲁哀公身边大臣都成了耳目，季孙肥势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其实公孙有山并非季孙肥耳目，只不过是因为鲁哀公自身行为不检点，让鲁国大臣们都对他产生了疑惧之心，所以才全力阻止他与越国联姻。
在访问越国之前，因为宠幸庶子荆的母亲，鲁哀公要立她为夫人。为此，他命宗人衅夏献上立夫人的礼节。衅夏却断然拒绝了：“没有这种礼节！”鲁哀公一听这话，怒了：“你是主管礼仪的官员，设立夫人是国家的大礼，怎么能说没有？”衅夏不急不慢地答道：“周公与鲁武公都娶薛族女为夫人，鲁孝公、鲁惠公夫人都娶于商族，自鲁桓公以下夫人都娶自齐国，这些礼节都有。可如果要把妾立为夫人，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礼节！”
以妾为妻，向来为周人所恶。早在葵丘之会时，齐桓公会盟诸侯时，还曾公开提出“无以妾为妻”，足见鲁哀公此举是多么令人鄙视。衅夏不是不能提供立夫人之礼，而是不愿让鲁哀公立妾为夫人。
可鲁哀公却不管不顾，强行将公子荆母亲立为夫人了。因为这件事，鲁国众多大夫都对鲁哀公高度不满。所以，这次眼见鲁哀公将要结下强大外援，大臣们才会如此担心不已：在与越太子联姻后，鲁哀公岂不会更加肆无忌惮了？
公元前470年6月，鲁哀公从越国返回了鲁国。这时，季孙肥与孟武伯前往五梧（鲁国南部边境）迎接。
鲁哀公随身仆人郭重先行一步，与季孙肥、孟武伯见了一面。在回去接鲁哀公时，郭重趁间向他告密：“两位卿士的坏话很多，请国君一定要尽力追查一番。”听了这话，鲁哀公心里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了。
鲁哀公在五梧设宴，邀请两位卿士参加。孟武伯已经知道郭重说了他们坏话，便主动向鲁哀公祝酒。看到郭重站在一边，孟武伯一时不爽，故意调侃他道：“你为什么这么胖呢？”见此情形，季孙肥大急，赶紧上前充当和事佬：“您应该罚酒一杯！鲁、齐交恶，我们俩才无法与国君同行。既然我俩都免去了长途跋涉之苦，又怎么敢说郭重太肥？”
看着身边这两位重臣，鲁哀公心里也不高兴，指桑骂槐地说道：“这个人食言太多了，能不肥胖吗？”明面上鲁哀公好像说的是郭重，暗地里却是在骂孟武伯！
一场君臣之宴，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公元前468年4月，季孙肥去世。因为长久以来对季孙肥就有心存不满，鲁哀公在吊唁时故意减损了礼仪。这释放出一个不好的信号：鲁哀公故意将公室与“三桓”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
某一天，鲁哀公去陵阪（今山东曲阜东北）游玩，恰好碰到了孟武伯。不是冤家不聚头，鲁哀公干脆单刀直入地逼问他：“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能得善终吗？”孟武伯听了，有些慌张，推脱道：“这下臣可没法知道！”鲁哀公又再三追问，孟武伯却始终都不回答。
孟武伯如此表现，更坚定了鲁哀公驱逐“三桓”的决心。他立刻派人联络越国，想借霸主之力来驱逐“三桓”。可到了8月，还没等越军赶来，在“三桓”强大的压力下，鲁哀公就被迫逃到了公孙有山氏家中。随后鲁哀公又逃到了邾国，最终还是逃往越国去了。
因为放走了鲁哀公，“三桓”还逮捕了公孙有山氏！
继鲁昭公之后，鲁哀公成为第二位被“三桓”逼出国境的国君，终于还是没能得到善终！
作为《春秋》的起始国君，鲁隐公死于非命；作为《春秋》的终结国君，鲁哀公也没能得到善终。由乱而起，又由乱而终，鲁国究竟是怎么了？
鲁国是周公之后的封国；周公治国，推崇“亲亲尚恩”。也因如此，鲁国宗法制影响至深，所以国内公族势力极为强大。
可不管是鲁隐公还是鲁哀公，都是为公族势力所害——“亲亲”，就能“尚恩”吗？
虽然鲁哀公被赶出国自身责任也很大，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鲁国公室与公族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础，这场权力斗争就迟早会爆发：要么是公室被边缘化，要么是公族被驱逐出国。可在“三桓”早就私分公室的前提下，鲁哀公又怎么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鲁隐公与鲁哀公的遭遇证明，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任何血缘关系都不值得信赖。周公的“亲亲尚恩”思想，最终还是被残酷现实所破灭。宗法制残存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也被彻底撕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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