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个统观全局的政治家，除鳌拜、撤三藩、收台湾、平葛尔丹、治理黄河水患，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施琅的对日作战计划根本就不在他的执政目标范围之内。
康熙即位的初期，清政府面临着众多的内忧外患，北部边疆大漠草原上的准葛尔汗国就是满清八旗的劲敌之一，还有西伯利亚地区的沙俄势力像只咸猪手，在雅克萨地区摸来摸去。清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先除干部队伍里嚣张跋扈的鳌拜，再平定云贵边省拥兵自重的吴三桂，接着收复“明郑政权”割据的台湾澎湖列岛。
在南方版图安定之前，清政府对北部的葛尔丹采取的是安抚、拖延态度。在与沙俄的《尼布楚条约》中也做出大步退让，很明显清政府将统治重心放在了中原、江南地区，俨然一副传统汉家王朝继承者姿态。对女真故地领土尚且都能向沙俄让步，就更别指望康熙对日本列岛提起兴趣来了。在接下去的康、雍、乾祖孙三代，几十年间清政府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对西北准葛尔的削弱打击。
再者，元朝时期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全部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直以来都被后世看成是劳民伤财、动摇国本的轻率之举，在古代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跨海作战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浩瀚的日本海可不是狭窄的台湾海峡可比的。况且德川幕府与清政府之间多年以来相安无事，也无倭寇侵扰，那就更没必要去捅“马蜂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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