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姐，本名杨国华，（村里人又称其杨三娥）。1902年出生于滦县甸子村一个贫农家中，其父杨玉清与其兄杨国恩在乐亭县打短工，一弹棉花为页，养家糊口。杨家姐妹三人，遵循结“娃娃亲”这一风俗习惯，杨玉清便在他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另外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杨二姐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定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去读书了，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有声有色的婚礼。自从进入杨家大门后，杨二姐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的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颇感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一九一八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晨，高家人到杨家送信，说是杨二姐昨夜突患急症而亡。当时，杨三姐的父亲和哥哥正在乐亭县给人扛活，家中只有杨三姐和她的老母亲两人。母亲闻听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昏死过去，苏醒后嚎啕痛哭。杨三姐托人去乐亭县给父兄报信，搀扶母亲到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来到高家，只见杨二姐横躺在床上，杨母和三姐一起扑倒在床前抱尸痛哭。高家人一边劝慰，一边介绍说，三姐昨夜突患雪崩症，虽然及时请来村医高作庆紧急救治，但也没能挽救她的性命。杨三姐痛哭之时抓起了二姐的手，却见二姐的右手中指包扎着，嘴角还有血迹，又伸手摸了摸二姐的身下，摸到的是一把石灰，她顿生疑窦，想要仔细检查一下二姐的身体，高家有人上前忙把他拖走，再也不让它靠近二姐的尸体。此后就匆匆将死者掩埋了。没有真实凭据，杨三姐也不能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了杨三姐时，又和他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的告诉杨三姐：“在你姐死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
杨三姐的大表姐来她家串门时也说：“你二姐死的头天还到我家来过，咋第二天就得暴病死了呢？这事我觉得蹊跷。”
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她打定主意进城告状，为二姐雪冤。
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家人，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的一番话，认为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农历四月初三，杨三姐在滦县政府递诉状。受理诉讼的是代县长之物的帮审牛楚贤。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牛楚贤说过几天再审。哪知几天后，牛楚贤再次审理此案。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发生了深大变化，居然当堂屡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辞，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训斥杨三姐说：“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二姐确系患血崩而亡，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随后，牛楚贤煞有介事的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证实高占英的同族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常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杨三姐、杨国恩他们知道，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解决。于是杨三姐找到帮其写诉状的周先生，周说：“看来你的官司在滦县已经打不下去了，你到天津去上告吧。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汉川，在天津当律师，我写一封信你带着去找他，他会帮助你的。”兄妹二人准备继续上告。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杀妻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与人有奸情。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本有妻室，又从唐山妓院买来一名叫金玉的妓女做妾，高占鳌常年在唐山瓷器店当掌柜，高占英与金玉关系暧昧。高占英嫌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快，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
到了此时，高占英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不好啃的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地外加一头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杨家兄妹勇敢告状的举动，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杨家原来是由本县门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资助杨家伸冤告状。
杨家兄妹到天津后，找到了徐律师。徐律师了解案情后，用了半夜工夫拟定一份诉状。
当时，军阀出身的杨义德刚刚就任高等检察厅厅长不久，他与牛楚贤的姐夫何国柱有旧怨，一听这时牛楚贤办的案子，他马上来了精神，决意利用此案杀杀何国柱的威风。又加之徐律师将杨义德吹捧成“杨青天”，他更是心花怒放，遂收了杨氏兄妹的状纸。
虽然天津高等检察厅受理了此案，但说开棺验尸必须“双方具结”。杨三姐急了，说如果验尸证明我二姐是被杀死的，绞死高占英；如果不是被杀死的，绞死我！
于是杨义德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
七月初二，开棺验尸。尽管这天下着小雨，但聚观的人还是把验尸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坟地上搭了一个凉棚，还放置了一锅用以消毒的酒精。杨义德亲自指挥检验官打开棺材，
第一次验尸因验尸官受贿，潦草结束，宣布除了手有轻伤外，身上并无致命之伤。杨三姐闻言跪倒在验尸官面前哭道：“我姐已死在高占英手里了，难道你还想让我死在你手里吗？我可是拿命打这场官司呀，你可要对得起苍天啊！”在场的人群也发出呐喊。也许是受到震撼，验尸官当场交出贿银，再次仔细验尸。只见死者左腹有一条二寸刀口，下腹中部有两处刀伤，两腿汇合处也有一处刀伤，裤内塞满止血用的白灰。最后竟从腹部取出钢刀一把！铁证如山，杨二姐死于谋杀无疑。
据知情人说，杨二姐被害的当天晚上，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睡觉去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遇害。
而对杨义德来说，开棺验尸已大获全胜，并已盛誉鹊起。他正好借此机会压榨高家，于是迟迟不向审判庭起诉，诱高家不断送礼。三姐哥俩催办惩凶，警察厅总是借故推脱。
杨义德是袁世凯亲信，袁死后，他的种种劣迹被揭露，从而被免职。接替杨义德的是他的政敌张汝桐。
杨三姐走投无路，再次回滦县请教周先生。周先生说:“这可能是个机会，你赶紧回天津，天天在警察厅门口等着，一定要见到张汝桐本人。你一别哭，二别闹，就说"我是滦县民女杨三娥，他自然就明白了。然后你说三句话:第一句，凶器从下体取出，只能是丈夫行凶，绝不是妯娌所为；第二句，人命关天，杨厅长不接我的状子；第三句，请张厅长为民女做主"。”
杨三姐返回天津，等了四天，终于见到了张汝桐。他听完三句话，立即回答:“杨义德那个老混蛋不接你的状子，我接！”于是，“杀人偿命，严惩凶手高占英”的诉状得以上交。
1919年10月5 日，在“开棺验尸”一年多以后，直隶高等审判厅终于开庭审判，主犯高占英在法庭上百般狡赖，拒不承认杀人害命的犯罪事实，但人证、物证俱在。高等审判厅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刑律第七十八条，判处高占英死刑；高贵章、金玉因已潜逃，俟捉拿归案后另行处治；原滦县帮审牛楚贤因系民国命官，需呈报上级政府予以严惩。
1919年10月6日，高等审判厅将高占英执行了绞刑。同日天津《益世报》的“本埠新闻”栏目中发布了一则短讯：“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在天津“顶案”的杨氏兄妹，听说绞死了高占英，急跑到刑场时，人早已散去。
早在结案之前，著名剧作家成兆才就将杨家兄妹告状之事编排成评剧，冠以《杨三姐告状》之名，在滦县、唐山、天津、北平等地演出了56场，颇受好评。它的演出，激怒了跟高家有利益往来的官员和商人，他们联合起来，阻止演出。更有甚者，还搭起戏台，演出一些以杨三姐卖身打官司为主要内容的戏剧，达到诬蔑杨三姐的目的。
案后，杨三姐知恩图报，主动上门拜认周为义父，与其两个女儿结为姐妹。哪知家乡有些人并不理解，散布流言蜚语，说杨三姐是出卖贞操才得到周律师的帮助，本来与她亲近的同村姐妹也开始疏远，杨氏家族甚至把她捆绑在祠堂前的大树上兴师问罪。杨三姐未婚的婆家闻讯后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毁了婚约。杨三姐想不到千辛万苦拼死打赢了官司，却得到这等下场。为表示清白无辜，她悬梁自尽时被母亲救下。后来杨三姐嫁给双柳树村薛庆和为妻。解放战争初期，她还曾利用自己的名声和经济条件，保释营救过我方的村干部。 1982年担任唐山市政协委员、滦南县政协委员。于1984年1月7日病逝，终年83岁。
牛楚贤是河北枣强县人。他本是个读书人，后来靠花钱得了滦县帮审这个职位，为了捞回本钱，他大肆贪污受贿。杨三姐告状一案后，直隶省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将其解职。牛因此案被革职后，四处活动，1925年他通过关系到沙河县任知事，据说在沙河做了不少好事。《杨三姐告状》一戏，在滦县、昌图、枣强、沙河四县曾遭禁演。牛楚贤也因杨三姐一案的丑闻，为人所不齿。晚年，他隐居故乡，于1940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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