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榖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唯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
方苞點評《史記》一百三十卷，清光緒二年武昌張氏刻本，書牌
方苞認為，六經、四書雖然都古遠，但卻是寫文章的根源，他認為《左傳》和《史記》就是得到了六經、四書的義法，所以才寫得那麼漂亮。而後他又講到了一些歷史的著名著作，他認為學生們認真學習這些著作中表現出的義法，就能觸類旁通地寫出好文章來。
方苞又在該書的《例言》中稱：
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偽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於蹇法耳。
他認為好的文章必須潔淨，而《左傳》《史記》就是這種文風的代表，他反對明前後七子所提倡的古文，所以七子所喜好之文，該書都不錄入。而對於韓愈、歐陽修、王安石的文章，方苞卻頗為誇讚：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志銘，無事規模而自與之並矣。
方苞點評《史記》一百三十卷，清光緒二年武昌張氏刻本，卷首
方苞認為，一篇好的文章首先要內容簡潔明瞭，比如他在《書蕭相國世家後》一文中說：“《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輔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為順且易，非萬世之功比也。”
蕭何的豐功偉績有太多可寫者，但《史記》中卻僅敘述蕭何生平中的四件事。司馬遷為什麼要這樣寫呢？方苞認為，如果把蕭何所做之事一一錄出，必然會連篇累牘，這種寫法反而掩蓋了他的主要功績。
既然這樣，那麼在寫文章時，如何進行材料的選擇呢？方苞在《書漢書·霍光傳後》中說：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有關治亂者。班氏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按照《春秋》的寫法，一般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再記載，方苞認為這樣寫史書才是最佳之法。而韓愈也讚賞《春秋》的這種筆法，所以他在寫《順宗實錄》時，也是把平常之事削減掉，而專門著錄最重要者。接下來方苞又舉了幾個例子，總之他認為：將各種事情一一記載，這將寫不過來，所以有些事情沒有列入史書的寫法是很正確的。方苞在該文後又稱：“古之良史，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並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裡可按而如見其人。”
他認為，真正的好文章雖然省略了大多數史實，僅是寫出了一兩件事，但這一兩件事要寫得首尾完整，同時把跟該事有關的事情也要交代清楚，這樣才能讓後人看明白事情的本末。那應當怎樣進行裁剪呢？方苞在《答喬介夫書》中說：
在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志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臃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鑑，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跡，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營度為文之意也。
在這裡他又提到了義法，而後他舉出了兩個實例，以此來說明文章應該詳寫時，就不能簡略，而應該實寫的事情，就不應當虛寫，即使是同一件事，也要根據體例及文本的需要，來決定應該是詳寫還是略寫。
那怎樣來把握這個原則呢？方苞在《與孫以寧書》中說到：“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他在這裡仍然舉出了《史記》中的一段寫法，想以此來說明，文章的關鍵就是要寫出書中所談人物的最重要事件，其他的事情可以省略。
顯然，方苞認為做文章一定要講求義法。關於如何講求義法，以及義法的來由，方苞在《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中說：“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蹟以為贊論者，則於本文為復矣。此意唯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
方苞認為，碑記、墓誌銘等也是重要的史論，而這類文章的寫法，創自於司馬遷，這類文章的義法到了唐代，只有韓愈得到了真傳。他在該文的最後部分又稱：“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為知’者邪？”
方苞認為，先秦的古文已經具備了各種義法，到了唐宋之後，仍然講求這種義法。他同時批評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因為艾認為文章的義法到了宋代才得以完備，方苞認為艾根本不懂文章的義法。
從整體來看，怎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呢？方苞認為應該有兩點，那就是“言有序”和“言有物”，他在《書歸震川文集後》中稱：“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方苞認為，好的文章都具備言之有序和言之有物，歸有光的文章基本做到了有序，但卻少有做到有物者。看來，同時做到這兩點，確實不容易。
其實從方苞所作的文章來看，也並非篇篇都是高頭講章，他也有著情趣的一面，比如他所作的一篇《石齋黃公逸事》，就是很有情趣的一篇調侃之文：
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餘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
有位姓顧的少女，色藝俱佳。某天下起了大雪，一幫朋友跟黃道周在一起聚會，而後請顧來陪酒。眾人看黃對此女並不反感，於是大家拼命地向黃道周敬酒，而後把黃灌醉，送入臥室，然後讓此女脫光衣服，陪黃道周躺在那裡。眾人從外面鎖上門，等著看熱鬧。黃道周在躺下之時，也被朋友扒掉了衣服，等他驚醒時，只好用被子來掩身。由於屋子裡只有一套寢具，所以他們只好睡在一起，於是此女就跟黃道周親近，黃告訴她：你這麼做沒用。於是黃掉轉身面衝裡睡覺，一會兒就響起了鼾聲。等到後半夜時，黃道周轉過了身，而此女假裝睡著來跟他貼近，但黃依然酣睡如故。
方苞的這篇文章將整個過程描寫得極其細膩，應該實現了他所說的義法，那就是在詳寫之處要儘量地把細節描寫清楚，而後通過這個細節折射出人的性格。
方苞故居位於安徽省桐城市寺巷內。我的此趟行程是先到了廬江，而後轉往桐城。從地圖上看，廬江到桐城並不遙遠，看樣子也就50公里的路程，然而在乘車方面卻很不方便，這仍然是因為地域的管轄：廬江在行政上歸合肥市管轄，桐城歸安慶管轄，雖然僅是短短的50公里，卻每日僅兩班車互通兩地，我在廬江尋訪完何晏之後，已經錯過了這兩班車的時間，只好打的前往桐城，談好的價格是100元，對於這個地區來說，100元的價格頗為公道。
寺巷內景
進入桐城市區後，因為旅途的順利，天色並沒有暗下來，我不想浪費這大好的時光，於是換上當地一輛出租車，直接奔寺巷。這條小巷不長，沒多長時間就能走一個來回，然而我在寺巷內轉了幾個來回，都未曾找到自己的尋訪目標，而且連問幾個卻沒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正在這時，迎面走過來一位大媽，旁邊有人認識她，馬上跟我講：“你去問她，因為她是老師。”
寺巷內所見之一
這位大媽從穿著到面色都有著一種隱隱的書卷氣，我覺得稱呼她大媽有些不恭，於是我隨著那些人的稱呼，向她叫了一句老師。顯然這句稱呼贏得了她的好感，她問我有什麼事情，我遞上了自己的尋訪名單，她說自己眼力不好，讓我念給她聽，於是我告訴她自己到這裡是要找方苞、方以智和姚瑩的故居。老師聽完後，告訴我說，這些故居確實在本巷之中，她看了我一眼，而後跟我說：“這樣吧，你跟我走，反正我也是散步，我把你帶到那裡去看看。”
寺巷中的老房子
姚瑩故居文保牌
資料稱方苞故居在寺巷
老師帶我看的第一個故居就是當年姚瑩的居所，這個故居的門牌號為寺巷8號，走入院內，迎面看到了幾棟老房子，老師指著一棟告訴我說：“這個就是。”果真，我看到了牆上的文保牌。我拍照之後，老師又帶著我繼續前行，又穿入了另一個院落，在這個地方，終於得見了方以智的故居。我當然更關心方苞的故居在哪裡，等我拍完方以智的故居之後，向這位老師提出了這個問題，沒想到她卻跟我講，自己不知道方苞的故居在哪裡，這個說法讓我有些意外。但老師又跟我講，前方不遠是左光斗祠，這讓我想起方苞所寫的《左忠毅公逸事》，難怪他跟左光斗的事情記錄得那樣的聲情並茂，原來他的祖居旁就有左光斗的祠，只是不知道這個祠堂建於何時。
左光斗祠
方以智故居文保牌
方以智故居由此進入
前來此地之前，我事先做過功課，網上有一篇文章稱方苞的故居位於寺巷與新巷之間，老師聞我所言後，她就把我帶到了新巷的巷口，原來新巷與寺巷是平行的兩條巷子。進入此巷前行，看到了有一處老房子的後牆，細想剛才的方位，這堵牆應該就是剛才進去所拍的方以智故居後牆，原來兩條巷子夾住的，就是方以智故居。如此說來，方以智的故居一直處在這一帶，恐怕難有一個大的地方容得下方苞的故居，那方苞的故居跟方以智的故居有什麼關係呢？方以智和方苞同屬“桂林方”，且網上有文稱方以智是長房的，又叫“中一房”，方苞是小房的，又叫“中六房”，如此說來，方以智跟方苞關係較近，那方以智的故居是不是就是方苞的祖居呢？這個結論我還未找到相應的佐證材料。
方以智故居院內情形
但顯然，這位老師因為沒能幫我找到方苞的故居而覺得遺憾，於是她就走入了一個房內，找出了一位年歲很大的老太太，她向那位老太太請問，方苞故居在哪裡，老太太也稱不知，面對此況，只能存疑於此了。到此時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我即便找到可以拍攝之處，也無法繼續拍攝了，但是在桐城一地我還有多位尋訪對象，於是準備找個酒店住下來，再籌劃下一步的行程。我向這位老師感謝了她給我的指點和帶路，老師很關心地問我準備住在哪裡，我告訴她自己還未定酒店，接下來準備去尋找一家。
附近有講學園巷
老師聞我所言，馬上熱情地跟我講，前面不遠處有一家武裝部招待所，她告訴我說，這裡不但路途近，最重要的是價錢公道，而後她用眼睛掃描了一下我的裝束，頓了一下又跟我講：“如果你還是覺得貴，就再往前走，有一家紫來賓館，會更便宜一些。”看來我一身的風塵引起了老師的同情，我感謝了她的指點，於是走進了她所說的那家招待所的門。
走進門的一瞬間，我就有了悔意，從門口的裝飾來看，這裡特別像有著曖昧色彩的洗腳屋，我這麼說倒並不是假裝道貌岸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程程的尋訪，已經累得自己精疲力竭，真正到了“萬念俱滅”的程度，故而每到一地，最希望能找到一處安靜的睡覺，以便最大程度的緩解一天的疲憊，否則的話，第二天的尋訪將難以為繼。然而這樣的住宿之處，很有可能會受到特殊服務人員的打擾和光顧，這很可能會讓自己難以入眠。
看到招待所的這種狀況，我準備知趣地退出，然而前臺的服務人員卻一眼看到了我，熱情地打招呼，於是我又犯了臉皮薄的毛病，掏了100塊錢住進了這簡陋的小招待所。然實際情況卻證明我有些自作多情，其實這裡一夜無話。想一想黃道周於美女脫光衣服都能照樣酣睡如故，我卻為有沒有特殊服務思前想後，這跟黃道周比起來，真讓自己覺得慚愧。
這家小酒店唯一難以忍受者，是狹窄的洗手間內，閃著不同色彩的燈泡，這種裝飾方式幾乎是按摩房裡的標配，看來有些問題並不只能看錶象，而要像方苞所言的文章之法：對任何事情不要只看表面，要做到文質相符。也正因為這間小招待所，使我重新地審視桐城一地的文風，雖然也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但固有的斯文仍然還在，想到這一層，真覺得欣慰。
桐城縣文廟
桐城文廟牌匾
兩天之後，我去參觀了桐城文廟，之前給我帶路的那位退休老師告訴我，雖然文廟在“文革”中被砸過，但整體情況還算保護得完好，並且裡面還供著方苞的牌位，既然我不能確定方以智的故居是否跟方苞故居是一回事，那麼到文廟去尋找方苞的牌位，也算是我對這位文章大家的紀念吧。
桐城文廟大成殿
設於文廟中的桐城派研究會
來到文廟大門口，但見新舊參半，門樓上面的“文廟”牌匾斑斑駁駁，古意十足，無意間注意到牌匾的落款竟然是趙樸初，如此說來，這也算近物。門樓兩邊有“桐城文廟”的文物保護標牌，門樓內首先是欞星門，然後是泮池和小橋，再過一道門廳即是大成殿，裡面正中是孔子，左側是曾子及孟子，右側是顏子及子思子，兩側是陪祀的仲由、卜商、有若及朱子等，左右各六位，唯獨找不到我要尋找的方苞。於是走到了大成殿門外，去參觀兩側的展廳，而今這裡所辦的展覽，一邊是嚴鳳英紀念館，另一邊是書畫展，同樣跟方苞沒有任何的關係。繼續看下去，另有一排門窗緊閉的房間，門口豎著一塊簡單的“桐城派研究會”的牌子，原來大名鼎鼎的桐城派於今天的現實中，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既然方苞是桐城派的奠基人，而今我找到了這個派的研究會，也算我間接地找到了這位文章大家的遺蹟吧。
至聖先師
閱讀更多 芷蘭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