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創始人方苞，1711年(康熙五十年)，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下刑部獄。兩年後出獄，寫下《獄中雜記》追述其在獄中所見所聞。這篇散文勾勒出一幅暗無天日的封建社會監獄圖，這在早期的桐城派文學作品中是很罕見的。尤其在滿清貴族統治者大力推行“文字獄”的時代背景下，能如此客觀真實犀利辛辣的暴露批判封建司法體系的腐敗罪惡，流露出對一些無辜受害者的同情悲憫，這份逆流而上的勇氣實屬難能可貴。我一直懷疑這篇文章在極端思想文化專制時期得以流轉傳閱的可能性，這可是刀尖上行走，將腦袋別在褲腰帶的兇險言論，因為他觸碰了封建國家機器的靈魂，況且方苞自己就有切膚之痛—僅僅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就享用了兩年牢獄之災。他寫獄中瘟疫流行死者甚眾的情況和原因，寫行刑者，主縛者、主梏撲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險惡，這些統治者尚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儆效尤的非常手段歷朝歷代是常有的事。但揭露奸吏貪贓枉法的罪惡行為，尤其私刻印章篡改公文、胥吏獄卒和姦民相勾結牟利的事實，這明顯是對整個封建統治秩序的猛烈攻擊——監獄所鋪展的人間地獄圖折射出滿清社會的現狀：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營私舞弊貪腐成風、敲骨吸髓魚肉良善、欺上瞞下奸邪囂張。乖乖，這還了得！我天朝大國繁榮盛世豈有你說的如此不堪！這樣的文章倘若被別有用心的御用文人發現，來個密報，一個腦袋怕是不夠用的。戴名世在《南山集》的《與餘生書》一文中只不過提出寫歷史時應給明末幾個皇帝立"本紀"的建議，被御史趙申喬揭發，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就慘遭滅頂之災。可以肯定，有了前車之鑑，聰慧如方苞，斷不會傻到冒著被株連九族的風險，將這樣的亡命之文公之於眾。隱藏至深，方得始終。今人能得以拜閱桐城派“義法”基本主張的倡導者先行者方苞先生，“言有物、言有序”的“雅潔”文章，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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