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榖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唯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
方苞点评《史记》一百三十卷，清光绪二年武昌张氏刻本，书牌
方苞认为，六经、四书虽然都古远，但却是写文章的根源，他认为《左传》和《史记》就是得到了六经、四书的义法，所以才写得那么漂亮。而后他又讲到了一些历史的著名著作，他认为学生们认真学习这些著作中表现出的义法，就能触类旁通地写出好文章来。
方苞又在该书的《例言》中称：
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法耳。
他认为好的文章必须洁净，而《左传》《史记》就是这种文风的代表，他反对明前后七子所提倡的古文，所以七子所喜好之文，该书都不录入。而对于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方苞却颇为夸赞：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
方苞点评《史记》一百三十卷，清光绪二年武昌张氏刻本，卷首
方苞认为，一篇好的文章首先要内容简洁明了，比如他在《书萧相国世家后》一文中说：“《萧相国世家》所叙实绩仅四事，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辅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蒂，则至忠体国可见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发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觉之，则于至忠体国之道有伤矣。故终载请上林空地，械系廷尉，明何用诸客之谋，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则别见曹参、张苍传。何之终，惠帝临问而举参，则受遗命不待言矣。盖是二者，于何为顺且易，非万世之功比也。”
萧何的丰功伟绩有太多可写者，但《史记》中却仅叙述萧何生平中的四件事。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方苞认为，如果把萧何所做之事一一录出，必然会连篇累牍，这种写法反而掩盖了他的主要功绩。
既然这样，那么在写文章时，如何进行材料的选择呢？方苞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说：
《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有关治乱者。班氏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余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焉者，则光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也。
按照《春秋》的写法，一般不重要的事情就不再记载，方苞认为这样写史书才是最佳之法。而韩愈也赞赏《春秋》的这种笔法，所以他在写《顺宗实录》时，也是把平常之事削减掉，而专门著录最重要者。接下来方苞又举了几个例子，总之他认为：将各种事情一一记载，这将写不过来，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列入史书的写法是很正确的。方苞在该文后又称：“古之良史，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
他认为，真正的好文章虽然省略了大多数史实，仅是写出了一两件事，但这一两件事要写得首尾完整，同时把跟该事有关的事情也要交代清楚，这样才能让后人看明白事情的本末。那应当怎样进行裁剪呢？方苞在《答乔介夫书》中说：
在诸体之文，各有义法，表、志尺幅甚狭，而详载本议，则臃肿而不中绳墨；若约略剪截，俾情事不详，则后之人无所取鉴，而当日忘身家以排廷议之义，亦不可得而见矣。《国语》载齐姜语晋公子重耳，凡数百言，而《春秋传》以两言代之。盖一国之语可详也，传《春秋》，总重耳出亡之迹，而独详于此，则义无取。今试以姜语备入传中，其前后尚能自运掉乎？世传《国语》亦邱明所述，观此，可得营度为文之意也。
在这里他又提到了义法，而后他举出了两个实例，以此来说明文章应该详写时，就不能简略，而应该实写的事情，就不应当虚写，即使是同一件事，也要根据体例及文本的需要，来决定应该是详写还是略写。
那怎样来把握这个原则呢？方苞在《与孙以宁书》中说到：“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
他在这里仍然举出了《史记》中的一段写法，想以此来说明，文章的关键就是要写出书中所谈人物的最重要事件，其他的事情可以省略。
显然，方苞认为做文章一定要讲求义法。关于如何讲求义法，以及义法的来由，方苞在《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中说：“碑记、墓志之有铭，犹史有赞论，义法创自太史公，其指意辞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终始事迹以为赞论者，则于本文为复矣。此意唯韩子识之，故其铭辞未有义具于碑志者。”
方苞认为，碑记、墓志铭等也是重要的史论，而这类文章的写法，创自于司马迁，这类文章的义法到了唐代，只有韩愈得到了真传。他在该文的最后部分又称：“夫秦、周以前，学者未尝言文，而文之义法无一之不备焉。唐、宋以后，步趋绳尺，犹不能无过差。东乡艾氏乃谓文之法，至宋而始备，所谓‘强不知以为知’者邪？”
方苞认为，先秦的古文已经具备了各种义法，到了唐宋之后，仍然讲求这种义法。他同时批评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因为艾认为文章的义法到了宋代才得以完备，方苞认为艾根本不懂文章的义法。
从整体来看，怎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呢？方苞认为应该有两点，那就是“言有序”和“言有物”，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称：“孔子于《艮》五爻辞，释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传，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此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驳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
方苞认为，好的文章都具备言之有序和言之有物，归有光的文章基本做到了有序，但却少有做到有物者。看来，同时做到这两点，确实不容易。
其实从方苞所作的文章来看，也并非篇篇都是高头讲章，他也有着情趣的一面，比如他所作的一篇《石斋黄公逸事》，就是很有情趣的一篇调侃之文：
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黄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暱近公，公徐曰：“无用尔。”侧身内向，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觉，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酣寝如初。
有位姓顾的少女，色艺俱佳。某天下起了大雪，一帮朋友跟黄道周在一起聚会，而后请顾来陪酒。众人看黄对此女并不反感，于是大家拼命地向黄道周敬酒，而后把黄灌醉，送入卧室，然后让此女脱光衣服，陪黄道周躺在那里。众人从外面锁上门，等着看热闹。黄道周在躺下之时，也被朋友扒掉了衣服，等他惊醒时，只好用被子来掩身。由于屋子里只有一套寝具，所以他们只好睡在一起，于是此女就跟黄道周亲近，黄告诉她：你这么做没用。于是黄掉转身面冲里睡觉，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等到后半夜时，黄道周转过了身，而此女假装睡着来跟他贴近，但黄依然酣睡如故。
方苞的这篇文章将整个过程描写得极其细腻，应该实现了他所说的义法，那就是在详写之处要尽量地把细节描写清楚，而后通过这个细节折射出人的性格。
方苞故居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寺巷内。我的此趟行程是先到了庐江，而后转往桐城。从地图上看，庐江到桐城并不遥远，看样子也就50公里的路程，然而在乘车方面却很不方便，这仍然是因为地域的管辖：庐江在行政上归合肥市管辖，桐城归安庆管辖，虽然仅是短短的50公里，却每日仅两班车互通两地，我在庐江寻访完何晏之后，已经错过了这两班车的时间，只好打的前往桐城，谈好的价格是100元，对于这个地区来说，100元的价格颇为公道。
寺巷内景
进入桐城市区后，因为旅途的顺利，天色并没有暗下来，我不想浪费这大好的时光，于是换上当地一辆出租车，直接奔寺巷。这条小巷不长，没多长时间就能走一个来回，然而我在寺巷内转了几个来回，都未曾找到自己的寻访目标，而且连问几个却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正在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大妈，旁边有人认识她，马上跟我讲：“你去问她，因为她是老师。”
寺巷内所见之一
这位大妈从穿着到面色都有着一种隐隐的书卷气，我觉得称呼她大妈有些不恭，于是我随着那些人的称呼，向她叫了一句老师。显然这句称呼赢得了她的好感，她问我有什么事情，我递上了自己的寻访名单，她说自己眼力不好，让我念给她听，于是我告诉她自己到这里是要找方苞、方以智和姚莹的故居。老师听完后，告诉我说，这些故居确实在本巷之中，她看了我一眼，而后跟我说：“这样吧，你跟我走，反正我也是散步，我把你带到那里去看看。”
寺巷中的老房子
姚莹故居文保牌
资料称方苞故居在寺巷
老师带我看的第一个故居就是当年姚莹的居所，这个故居的门牌号为寺巷8号，走入院内，迎面看到了几栋老房子，老师指着一栋告诉我说：“这个就是。”果真，我看到了墙上的文保牌。我拍照之后，老师又带着我继续前行，又穿入了另一个院落，在这个地方，终于得见了方以智的故居。我当然更关心方苞的故居在哪里，等我拍完方以智的故居之后，向这位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她却跟我讲，自己不知道方苞的故居在哪里，这个说法让我有些意外。但老师又跟我讲，前方不远是左光斗祠，这让我想起方苞所写的《左忠毅公逸事》，难怪他跟左光斗的事情记录得那样的声情并茂，原来他的祖居旁就有左光斗的祠，只是不知道这个祠堂建于何时。
左光斗祠
方以智故居文保牌
方以智故居由此进入
前来此地之前，我事先做过功课，网上有一篇文章称方苞的故居位于寺巷与新巷之间，老师闻我所言后，她就把我带到了新巷的巷口，原来新巷与寺巷是平行的两条巷子。进入此巷前行，看到了有一处老房子的后墙，细想刚才的方位，这堵墙应该就是刚才进去所拍的方以智故居后墙，原来两条巷子夹住的，就是方以智故居。如此说来，方以智的故居一直处在这一带，恐怕难有一个大的地方容得下方苞的故居，那方苞的故居跟方以智的故居有什么关系呢？方以智和方苞同属“桂林方”，且网上有文称方以智是长房的，又叫“中一房”，方苞是小房的，又叫“中六房”，如此说来，方以智跟方苞关系较近，那方以智的故居是不是就是方苞的祖居呢？这个结论我还未找到相应的佐证材料。
方以智故居院内情形
但显然，这位老师因为没能帮我找到方苞的故居而觉得遗憾，于是她就走入了一个房内，找出了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太太，她向那位老太太请问，方苞故居在哪里，老太太也称不知，面对此况，只能存疑于此了。到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我即便找到可以拍摄之处，也无法继续拍摄了，但是在桐城一地我还有多位寻访对象，于是准备找个酒店住下来，再筹划下一步的行程。我向这位老师感谢了她给我的指点和带路，老师很关心地问我准备住在哪里，我告诉她自己还未定酒店，接下来准备去寻找一家。
附近有讲学园巷
老师闻我所言，马上热情地跟我讲，前面不远处有一家武装部招待所，她告诉我说，这里不但路途近，最重要的是价钱公道，而后她用眼睛扫描了一下我的装束，顿了一下又跟我讲：“如果你还是觉得贵，就再往前走，有一家紫来宾馆，会更便宜一些。”看来我一身的风尘引起了老师的同情，我感谢了她的指点，于是走进了她所说的那家招待所的门。
走进门的一瞬间，我就有了悔意，从门口的装饰来看，这里特别像有着暧昧色彩的洗脚屋，我这么说倒并不是假装道貌岸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程程的寻访，已经累得自己精疲力竭，真正到了“万念俱灭”的程度，故而每到一地，最希望能找到一处安静的睡觉，以便最大程度的缓解一天的疲惫，否则的话，第二天的寻访将难以为继。然而这样的住宿之处，很有可能会受到特殊服务人员的打扰和光顾，这很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入眠。
看到招待所的这种状况，我准备知趣地退出，然而前台的服务人员却一眼看到了我，热情地打招呼，于是我又犯了脸皮薄的毛病，掏了100块钱住进了这简陋的小招待所。然实际情况却证明我有些自作多情，其实这里一夜无话。想一想黄道周于美女脱光衣服都能照样酣睡如故，我却为有没有特殊服务思前想后，这跟黄道周比起来，真让自己觉得惭愧。
这家小酒店唯一难以忍受者，是狭窄的洗手间内，闪着不同色彩的灯泡，这种装饰方式几乎是按摩房里的标配，看来有些问题并不只能看表象，而要像方苞所言的文章之法：对任何事情不要只看表面，要做到文质相符。也正因为这间小招待所，使我重新地审视桐城一地的文风，虽然也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但固有的斯文仍然还在，想到这一层，真觉得欣慰。
桐城县文庙
桐城文庙牌匾
两天之后，我去参观了桐城文庙，之前给我带路的那位退休老师告诉我，虽然文庙在“文革”中被砸过，但整体情况还算保护得完好，并且里面还供着方苞的牌位，既然我不能确定方以智的故居是否跟方苞故居是一回事，那么到文庙去寻找方苞的牌位，也算是我对这位文章大家的纪念吧。
桐城文庙大成殿
设于文庙中的桐城派研究会
来到文庙大门口，但见新旧参半，门楼上面的“文庙”牌匾斑斑驳驳，古意十足，无意间注意到牌匾的落款竟然是赵朴初，如此说来，这也算近物。门楼两边有“桐城文庙”的文物保护标牌，门楼内首先是棂星门，然后是泮池和小桥，再过一道门厅即是大成殿，里面正中是孔子，左侧是曾子及孟子，右侧是颜子及子思子，两侧是陪祀的仲由、卜商、有若及朱子等，左右各六位，唯独找不到我要寻找的方苞。于是走到了大成殿门外，去参观两侧的展厅，而今这里所办的展览，一边是严凤英纪念馆，另一边是书画展，同样跟方苞没有任何的关系。继续看下去，另有一排门窗紧闭的房间，门口竖着一块简单的“桐城派研究会”的牌子，原来大名鼎鼎的桐城派于今天的现实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既然方苞是桐城派的奠基人，而今我找到了这个派的研究会，也算我间接地找到了这位文章大家的遗迹吧。
至圣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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