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荣
她是一支永远的乐曲，我们是她一个放飞的音符；
她是一处温馨的港湾，我们是她怀中驶出的一艘小船。
———— 一位学友
火车“一”字向东，从王维故里到乔家大院二十里，从乔家大院到孔祥熙老家二十里；也就是说，从祁县到东观二十里，从东观到太谷二十里。
祁县是我的家乡，因沾了盛唐俊杰王维的灼灼诗华和三国忠烈王允的炳炳灵气而韵味十足；东观是著名的乔家大院所在地，因处于“白晋线”和“108国道”十字要冲而发达繁华，更因了乔致庸老先生流韵晋商而风光八面；太谷有太谷师范，是我出师的学校，校址是孔祥熙宅邸，因孔财长大人发迹而显得人杰地灵。
到太谷上师范去，中间火车只一站，东观像挑翘翘担子一样把祁县和太谷不偏不倚在中间担住。我是“深山里的鸟”，60后初中生，未出过远门，坐火车半个小时就是大世面，到太谷就是少年眼中的及天涯了。
火车过东观，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毛泽东重庆谈判、史泽波的十九军因被困于长治而向“阎会长”发出嗷嗷叫的时候，彭毓斌指挥二战区各路援兵汇集于东观，就是从东观站浩浩荡荡登车南下，而最终走上不归路的。而史泽波翘首援军无望，不顾阎长官“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的训示，率军突围，终致全军覆没，本人被生擒。这个事至今还苏生在我的脑海里，或源于当初曾对着荒芜中的东观小站兀自发出怀古的幽思牢骚“庙小乾坤大，人去日月长”这自作多情的慨叹的缘故吧。
而过了东观，期待中终于看到太谷了。在车窗里远远的视线越过重重房屋的上方，一座白塔赫然入目，清丽爽目的身姿随着火车的滑行而流转逍遥于蓝天白云之间，镶嵌沐浴在清风丽日下古朴小城的无边的画廊里；我的心血由突然凝住继而瞬间沸腾、升华，和她交融缥缈在如火如金的秋色里……
后来，才知道塔下就是孔阁老的白塔书院——我的太谷师范了。景以情牵，物以境换，大半个世纪沧海桑田，孔老不知魂安何处；暮色冥冥中，只有这让人想起他熟悉的孤零零的白塔还静默着岁月的风雨；塔下身影孑然的我似乎真切听到了历史车轮隆隆碾过的声音。
而目下，一脚踩进书院，与白塔的“风韵犹存，徐娘半老”形成对照的是：塔下东西一字叠排着一排排低矮的宿舍和教室----中国20世纪中叶的人字形改良型瓦房，中间用甬道隔开来。其不同于世纪初留下来的“雕梁画栋”“飞檐斗拱”，还不同于现在现代化的妖娆高楼；断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也绝非“小家碧玉”，像是素朴的农家女子。一放铺盖卷，我在这里呆了三年。
经过学前军训，当凛冽秋风扫过校园的时候，我看到一脸严峻的体操老师张守斌了；像是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个子，东方人粗糙的黑的脸庞；只是宽脸粗眉没有高仓健似的快刀刻出的棱角罢了，但确也显得粗犷凶悍。
和其他体育老师不同的是他的列队讲演或训话的口头禅：“主席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然后很自信的点点头，似乎是佩服，又似乎是强调似的。这时候眼睛随之放出光来，精神也愈加饱满，以致于两个拳头也攥得紧紧的。
大约是一次出操吧，我稍不留神踩错了步点，顺风传来一声断喝：“某某班的排头同学，步伐错了，注意！”边喘着气抱拳原地跑步边意犹未尽的斥责道：“还是干部？！”接着又跑到操场中间去，领头喊起了铺天盖地的口令声：“一、二、三、四”。我虽然不知道这步伐和干部有什么关系，但因为点到了我的身份，马上从脸到脖子一阵发烫。
操场跑步的时候，我从未见他笑过；但是谈到墙报上我的短文时，揶揄的笑了：“哟！祁县家，一双鞋值得那样大写特写吗？还‘敝帚自珍’，小资产阶级情调呀……”——说话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像石榴子一样整齐；黑脸皓齿相得益彰，居然笑得像一朵黑牡丹。
和张守斌老师站在一起相映成趣的是我的国语教师叫师德贤的先生。和张站在一起的时候，一文一武，师先生更显得儒雅清俊；而用他自己自嘲戏谑的话却是：“高的高，低的低，骑着骆驼赶着鸡。”当然，他是很幽默乐观的。矮矮的个子，精干挺直，很有种侠骨柔肠的气韵；一头黑油油的漂亮的头发，虽然不是很长，但激动起来一甩，还是蛮潇洒；用现在的话说：“帅呆了”。讲课抑扬顿挫，加上一甩一甩的中分式头发，还有激扬的豪情，文革时借串联游山玩水所开的大眼界，以及不屑千金，只拜圣贤书的大气，使我们大跌眼镜。现在想起来那叫“酷毙了”。
因为是陶冶“明天教师”的熔炉吧，太师历来以严格著称，老师也是如此；有时候严格的像南同蒲线上的一些初中一样。
大概是星期日晚间的一节自习课吧，料想师德贤班主任假日不在，便趁机和几个同学到太中操场看了晋剧《血溅乌纱》。那时候，旧剧是不常演的，且穷学生是没钱买票看戏的，而不花钱就能看到著名演员如许的戏，那肯定是有滋有味的。我们拣了一处人墙后面的空地扎堆儿伸长了脖子，那古朴的稍加装饰的戏台和簇新戏装的人物缥缈在眼前，地道的乡土的晋韵回荡婉转在耳际。不觉忘记了自己。戏看的正酣，没料想副班长来了，“师老师叫你们回去。”头皮一炸，“完了”。回到学校，远远的看见师老师手中拿了一支很有些份量的棍子杀气腾腾的睁大了眼睛。我们进教室的时候，他手中的棍子挥舞的高高的，似乎在脑后还呼呼生风；我心悸胆寒地回到座位上，心突突突地狂跳，不敢向外看一眼，等待着暴风骤雨的来临。但漫长的鸦雀无声后，却听到的是不紧不慢的声音：“怎么样，血溅乌纱好看吧？可我们的任务不是看戏吧。”抬起头来时，只见黑板上留下了“勤有功，戏无益”几个字，只在身后留下了轻微的闭门声。这时,我的汗才流下来了。
“而立”之年，母校情结愈加。回太谷看时，蓝天白云下白塔依旧，“人字架”已荡然无存，为拔地而起的教学楼所取代。问时，体操的张老师已经调往他校；见时，国语的师老师已然添了许多白发，眼睛里再也掩不住岁月沧桑。聊起学校和他个人近况，他叹了一声：“生源还是蛮充实的——学生不少，只是不如从前，不如老届生；愿意从事教育的高材生少了。”谈话中一改往日乐观豁达，一脸无奈和担忧。我知道，他担心国家教育后继乏人。我从他脸上读出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实实在在的朴素注解。
那时以后，我一方面因为工作忙，一方面缘于窘迫无聊，一直不曾和先生们谋面。情形有点像藤野先生的弟子周君，情绪很有些失意和潦倒——魂兮不肯过江东——有时甚至怕见他们，心里无非害怕使他们失望。时间一长更不知从何谈起，心中也常常暗恨自己的杳无音信。闲暇来，一股情思悠悠——不知何时有缘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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