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亲手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绝密文件交给袁世凯，要求袁予以签署，否则就“兵临城下，赶尽杀绝”。完全一副土匪强盗的嘴脸。
1913年袁世凯等人在北京总统府，前排右二为陆征祥
袁世凯乃一世枭雄，当然不甘心做日本傀儡，无意答应。可是权衡实力，显然不答应又不行。他表面上强硬拒绝日使要求，内心却一直在思考破解之道。日本为了避免中国国内的反抗，和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的反对，一再告诫袁世凯要绝对保密。但是袁世凯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向世界公布，以求得舆论的抵制，给日本施压，使其知难而退。所以顾维钧奉命化装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也有说是袁政府外国顾问莫理循带出），这样，2月中，“二十一条要求”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全世界中国同胞和同情中国的各国友人均报以最强烈的愤慨，给日本以谴责。
条约签署的字样
袁政府顾问——英人莫理循
当然，日本绝不肯放弃列强都被纠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良好时机，继续逼迫袁政府答应这些条款。因此，袁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与日本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主要承担和日本谈判任务的，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1919年五四运动时，这其中两位是学生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当时失控的学生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没有找到曹，把当时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一顿，并纵火烧了曹宅，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动抓捕学生，导致五四事件演绎成一场运动，从而扭转了中国社会发展轨迹。
五四运动
其实，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这些人在民族利益面前也都是有担当的。弱国无外交，所以他们在和日本的长期交涉中，受尽折辱，把本来没有可能改变的条件通过一点点厮磨硬抗，终于争回了些利益。当时谈判中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既不意气用事声言对抗，也不低声下气谋求妥协，索性来他个无限期拖延。据唐德刚先生记述：
陆征祥是个慢性子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再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
就这样，交涉过程被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奈何，只好主动减少条件，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讨价还价。
日本终于忍不住了，于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向外交总长陆征祥提交了一份最好通牒，又是要么签，要么打。这样，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再也无法拖延下去了。1915年5月25日，双方签署了《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
签字现场
这就是有关“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个月的全部结果。与日本最初提出的要求相对照，可以看出袁世凯政府方面还是驳掉了其中最为残酷的部分。所以，就这件事情的处理来看，袁政府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至于为什么不全民皆兵早日发起抗日战争，那就成另一码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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