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鲁哀公、周室卿士单平公会于黄池（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当时属于卫地）。会盟尚未开始，越人已经在勾践的率领下趁吴国空虚攻入吴都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传说，夫差连续杀死信使，封锁后方不利消息，更对同样意图成为霸主的晋国以武力相胁，最终得以主盟。
根据《国语•吴语》记载：
（吴国精锐部队）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
这便是成语如火如荼的出处，吴国正是以此盛大的军容震慑了包括晋国在内的中原诸侯，通过黄池之会成为中原盟主。
吴王夫差剧照，胡军饰演
如火如荼，汉语成语；意思是像火那样红，像荼那样白。原比喻军容之盛。现用来形容旺盛、热烈或激烈。
黄池之会的结果，在史书中争讼纷纷。
《左传》详细记载了“乃先晋人”即晋国领先歃血（成为盟主）的情况，《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绝书》的文字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相似：“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疆，晋人击之，大败吴师”。
但是，《公羊传》、《国语•吴语》、《史记•赵世家》、《史记•晋世家》、《史记•秦本纪》、《淮南子•泰族训》、《淮南子•兵略训》的记载都是吴国成为盟主。这确实存在争议，司马迁的处理方式就是两说并存之，但个人偏向是吴国称霸，因为《国语•吴语》的记载相比《左传》，同样相当详细而具体，也没有明显夸张离奇之处。 其实，《左传》在记载晋国领先歃血又出现鲁国和吴国之间的外交斡旋，其中间接表示了鲁国尊吴国为“伯”即霸主、诸侯的领袖的意思，这且不论。
黄池之会达到了吴国北上称霸的目的，但同时也标志着吴国霸业的终结。《左传》里曾经记载伍子胥临死前说的：
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伍子胥死于前484年，“三年，其始弱矣”无疑是用预言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但是，相比其他反映“《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的风格特质的神异预言，这个预言相对来说平实朴素，如果认为只是反映了伍子胥基于战略眼光的判断也完全合适。
伍子胥被夫差赐剑逼令自尽
然而，即使伍子胥的判断是正确的，黄池之会作为暗示吴国即将衰败的最后辉煌，并非是建立在吴王夫差的错误判断基础上。
在传统的认知中，吴王夫差是一个被《越绝书》描绘的以“西施”、“郑旦”作为象征的诱惑兼间谍迷惑忽悠陷入美色陷阱的君王，也是一个没有看透《吴越春秋》描述的跪服伺候、尝粪探病的越王勾践背后暗藏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隐忍狠辣一面的糊涂蛋。
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剧照
按照这样的叙事逻辑，黄池之会的如火如荼自然就变成了色厉内荏（《左传》记载的所谓“吴王有墨”，意思是说吴王气色灰暗），而北上争霸也仿佛是打肿脸充胖子却被人端了老巢，是要了面子失去里子的错误决策。
可是，一切的一切果真是如此吗？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到吴越争霸所涉及的吴国和越国两方，乃至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地缘格局乃至族群、人类的迁徙潮流，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从见于目前史籍的记载看，前544年，吴侵越时所获战俘剌死吴王余祭；前510年，大举攻楚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吴国伐越；前505年，吴军主力尚在楚都郢时，越国袭吴；前496年，吴国和越国之间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檇李之战，吴国南部从檇李（今天浙江省嘉兴市南）到太湖南岸的狭窄通道中，越人用一种百折不回的亢奋激情不断向吴国冲击，胜固欣然，败亦不屈，显示出一种死磕的姿态。
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的越王勾践剑
从包括但不限于越国的越人（本文之后会展开）持续对吴国南部发动冲击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因为“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韩非子•二柄第七》），而是迈过文明门槛成为春秋诸侯国度的越国（于越作为南方百越众多支系的其中一支，也就是"越国"的前身）不断得到与其具有族群或文化上的一致性的瓯越、闽越、干越等南部越人人群持续不断的人力和物质补充支援。
从这个角度，核心区域位于宁（波）绍（兴）平原、但是包括了金（华）衢（州）盆地的越国虽经挫败甚至较大的挫败，往往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生聚教训，满血复活。
百越地图
干越擅长铸造青铜宝剑，所谓干将顾名思义就是干越人
吴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在地理上限于长江三角洲，在相对应的时间段之内却无法得到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输血，不但如此，还要承受西部的楚国、北部的齐国等释放出来的阻力。
在“吴越争霸”、“卧薪尝胆”这些被记录在华夏史籍中的故事背后，其实是吴国始终面对着越国进攻所代表的南部庞大族群的持续人口压力输出。因此，作为吴国的最终决策者和核心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吴王夫差必须求一个长治久安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放过貌似恭顺的越王一马，让名为诸侯实为附庸国的越国作为吴国对宁绍平原、金衢盆地一带地域实施代理人统治的代表，以之作为南部的屏障，从战略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错误——把越国变成附庸国而不是直接吞并越国，既可以节省吴国兵力，也可以得到越国兵员和财富的支持（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说的“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同时也可以使得越国成为吴国和其他越人之间的缓冲地带，避免吴国本土直接面对波涛般的北上越人，至于以附庸这种怀柔形式而不是兼并这种极端形式处理越国问题，理论上还缓和两国敌对矛盾，有益于吴国的地缘安全。
这种战略当然有其坏处，那就是如果吴国国力衰弱，作为附庸国的越国确实可能背信弃义，趁你病要你命，与吴国干戈相见，但是，即便夫差按照伍子胥的建议吞灭越国，当吴国本土国力衰耗的时候，越被吞并的越国的越人一样也是会揭竿而起的。
吴越对峙地图
黄池之会勾践乘虚入吴地图
面对一个各有利弊得失的难题，吴王夫差根据自己的战略考量做出了自己的权衡（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在十余年时间内维持了越国对吴国恭顺和支持的局面，不可谓昏聩刚愎、莫名其妙。
而吴国的北上征伐和称霸，无论是吴国通邗沟入齐也好，参加黄池会盟也罢，从长时段和大格局来看，是吴国迫于南部越人（不仅仅是越国人，包括通过越国人传递过来的百越其他族群）和西部楚国的持续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核心区域北扩，甚至说得稍微凄惨一点实际是倾国北遁，将吴国的统治集团迁移到一个更加具备安全条件的地区。
对于吴王夫差来说，这也是为未来吴国至少是吴国统治集团寻觅安身立命之所的一个战略构想，并不是为了中原霸主的虚名。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把黄池之会前后吴越齐鲁等区域地缘政治的变局概括为所谓的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完全是用战国纵横家的逻辑和作风倒推，与真实历史脉络相去甚远。
如果认为吴王夫差的决策是因为子贡的忽悠，就像认为董事长的决策是因为EMBA课上助教的一番“哼哼”教导，明眼人自然不会轻易相信。
事实上，吴国的北上，攻鲁也好，伐齐也好，与中原诸侯会盟也罢，无非是在背后楚国和越国的推动下频频尝试北迁，当吴国灭亡后，勾践在徐州与齐晋会盟，被周元王命之为伯（霸主），更将都城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迁移到千里之外的琅琊（关于其地望学者说法不一，但基本均在今天山东省境内），一直到战国中期，越国还
“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
有学者认为琅琊只是前沿据点，越国主要争霸活动在江、淮东进行
由此可见，夫差的敌人和敌人的后代，一旦处于和他一样的位置，所作所为也就都和他一样，实际上成为了他精神上的继承者。
当我们明白北上争霸的终极目的和背后隐含的历史逻辑，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夫差的心曲，
那么他的失败是不是因为其一系列急于求成、迅速扩张而超过其国力承受力的战略举措从而导致了速亡了？
我们不妨帮吴王复一下盘。所谓复盘，不是穿越过去替古人担忧式的改变历史，而是设想在吴王夫差面临的历史约束条件下，他可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窃以为是有的。
夫差是吴王，也就是吴国的国君，但是，在春秋时代，国君的权力并不是天然最高并且最强大的。以吴国在黄池之会的主要对手晋国而言，自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事实上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更是相互倾轧彼此角力，而黄池之会时，主政的赵鞅（赵简子）早已经在之前的前492年，彻底清除范氏及中行氏在晋国的势力，自己也成为晋国的执政者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晋定公之上。
可是在吴国则不然，
吴王相对而言牢牢掌握着决策权，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个决策权的行使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西施即使实有其人，也不可能干扰吴王夫差的决策
在黄池之会后，曾经发生过吴王夫差向宋国讨要粮食未果的事情，没有达到目的的夫差打算攻打宋国，吴国太宰伯嚭曾经劝谏夫差：
可胜也，而弗能居也。（《左传•哀公十三年》）
之前吴国在前484年艾陵之战战胜齐国的时候，相国伍子胥也发表过“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史记•吴太伯世家》）的悲观论调。
伍子胥和伯嚭是政敌，事实上最后伍子胥被迫自刎而死正是因为伯嚭陷害，但是伯嚭认为可以战胜宋国但不能在那里长期占领，伍子胥认为在齐国如愿以偿就像得到了满是石头的土田根本没有办法使用，两位貌似水火不容的政敌在认为北上征伐和争霸对吴国没有实际好处上看法惊人一致。
这当然有很大部分是基于战略上的考量，但在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吴王第一没有让臣子理解前面提到的不得不将自己的核心区域北扩，为未来吴国及吴国统治集团寻觅安身立命之所的这一战略构想；第二没有建立起一个很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其臣子成为带有封建（封邦建国而非历史五阶段论的封建）贵族身份的、能够分润北上夺得的地盘和战利品的利益共同体。
不仅如此，吴越之间亦有可能形成更高层面上的利益共同体。
檇李之战时，越王允常（勾践的父亲）的战前宣言是说“吴不信前日之盟，弃贡赐之国，而灭其交亲”，排除战争一方的宣传因素，至少在当时，吴越之间有盟约、有朝贡关系，是所谓的交亲，一般认为的吴越争霸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
从地缘上看吴国欲争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国，以解除其后方威胁；而越国欲北进中原，更必先征服吴国才能够打通北进中原的通道。
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是假设吴越两国都首先需要争霸中原，而且双方之间是不共戴天的，而实际上，吴国的统治阶级可能是姬姓周人的后代（当然具体其祖先是否是周文王的伯父泰伯不能径直确定，可能出于伪托），而其百姓其实也就是越人，和越国的越人（于越）乃至南部的瓯越、闽越、西南部的干越具有族群和文化上的相似性，只是有“生”“熟”（套用生女真熟女真的说法）即文明程度上的差异。
吴越楚鼎峙地图，地图上的越更多的是文化和族群概念，并非全属越国的行政区划
因此，吴国完全可以加强和越国的联盟，把逐次传递过来的人口压力以征募壮丁的形式将其乾坤大挪移到北部，在吴越统治者和参与北伐战争者分享权力和战利品、新获得地盘的前提下，不断将原先对自己的威胁转化为征伐淮河流域和山东半岛的生力军。这就是被孔子弟子子贡认为“不义”的“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就是让越国作为附庸国的“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变成作为联盟成员的“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加上“又从其君”（让越国统治集团成为马前卒） ——而从战略构想的角度也无须考虑所谓义还是不义。
这当然只是沙盘推演式的纸上谈兵，但是并不是纯粹的臆想，事实上，西周初年的姬姜联盟就是这么做的，而之前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也是这么做的——根据《韩非子•喻老》的说法，楚国正是在兵员不足的时候，通过掠夺越人人口的方式扩充军队，而再与秦晋等对手交锋。
或许在吴王夫差采取这一战略的情况下，吴越争霸这个对于双方的命运魔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得到化解，而新的联合体也理所当然会有更充分的争霸中原（其实质上是向北夺取生存空间）的可操作性。
“吴越同舟”比喻虽有旧怨，但当同遭危难，利害一致之时，也须互相救助，共同努力
通常认为约成书于黄池之会30年之前的《孙子·九地》中有这样的话：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虽然只是比喻，但寓居吴国的一代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其实早已无意间天才地道出了这个真谛，那就是在凝结成为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地缘政治和族群仇恨的魔咒有化解的可能。
閱讀更多 談古論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