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蘭考惠安街道辦社會治理中心面向轄區所有居民，頒佈了紅白喜事標準。標準共有九條，其中第一條規定，訂婚彩禮不超過兩萬元，索要彩禮過多者，交公安機關調查，嚴重者以販賣人口或詐騙論處；第二條至第八條對宴席標準、參加人員、車輛等方面均作了規定；第九條規定，辦理紅白喜事的家庭必須要上報村委，村委上報至該中心備案，村委負責監督。
惠安街道辦社會治理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彩禮標準是不能超過兩萬元；如果該中心接到舉報，他們就會先期介入調解，讓女方不超標；如果調解不成，他們會視情節是否交由公安機關調查，如果公安機關查實了涉嫌犯罪，那就是涉嫌販賣人口或詐騙了。
該負責人稱，標準要嚴格執行，對轄區所有人都是這樣，這樣做的目的是倡導婚俗新風。到底是不是販賣人口或詐騙，公安機關說了算，“結完婚後，你要給丈母孃一千萬，我們也管不了，但彩禮錢就不能超過兩萬。”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不知道惠安當地“訂婚彩禮不超過兩萬元”的依據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彩禮可以給兩萬，給到兩萬一就不行？
如果我在當地，如果我有女兒，如果我家女兒訂婚時收了男方三萬彩禮，我就成了人販子了？販賣人口肯定不只有賣方，還會有買方，既然我是賣方，那麼誰是買方呢，是準女婿還是準女婿的父母？或者他們全都是的？到時候是不是得把所有人全都抓起來？這樣一來，拘留所夠用不？
法治社會，對於民眾來說，“法無禁止即可行”，但翻遍我國所有的法典，誰能找出一條“訂婚彩禮不得超過兩萬元”的法律規定？我找不到，蘭考惠安街道辦社會治理中心也找不到，因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規定。
彩禮的存在，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理由。從傳統來看，婚姻大事不可馬虎，不只要有三媒六證，聘禮更不可少。從現實來看，“一家有女百家求”，在婚嫁方面，歷來是男方向女方求婚的。既是求，就要有所表示，而彩禮所代表的，正是男方的心意。
而在當下，部分地區男青年結婚難已成為一種普通現象。一方面，男多女少的客觀現實，註定一些男青年找不到結婚對象。另一方面，發濟發展的平衡，使得落後地區的人口大量向發達地區流動，尤其是一些年輕的女性，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往往會在流入地結婚成家。這樣一來，落後地區的男女比例更加失衡，男青年找個結婚對象更是難上加難。
在此境況下，為了打動姑娘的芳心，為了求得女方的許可，男方就得使出渾身解數，拿出自己的軟硬實力來。軟的比較複雜，人品啊，性格啊，能力啊，很難一眼看穿。但硬的就很簡單了，那就是財力——有房，有車，有彩禮。
談戀愛可以風花雪月，過日子就得面對柴米油鹽，而後者歸結起來，就是一個字——錢。面對軟實力不分上下的兩個小夥子，姑娘自然會選擇更有錢的那一位。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結婚，誰不想過上好日子呢？
為什麼一些地方的彩禮會越來越高？根源就在這裡——你拿不出足夠的彩禮，就說明你家沒有足夠的財力，姑娘當然不願嫁進來。
而一個小夥真心愛一個姑娘，真心想娶一位姑娘，自然願意傾囊而出，給予姑娘足夠的保障。
至於那些將彩禮等同賣女兒的論調，根本就是胡說八道。現實生活中，或許會有女方的父母將彩禮錢據為己有，但更多的父母不只將彩禮悉數交予女兒，還會額外貼上一部分給女兒，當作女兒自己的“小金庫”，讓女兒自由支配。
至於那些抱怨彩禮高的論調，更是沒出息。嫌彩禮高，那就別結婚啊，那樣一分錢也不用出。
彩禮高也好，低也罷，自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利用行政手段去幹涉，根本不會有好的結果。蘭考惠安街道辦社會治理中心出臺的規定，是否合法暫且不論，但指望它拉低彩禮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本地訂婚彩禮不能超過兩萬元，那就去別的地方好了。這麼一樣，當地的姑娘就更少了，小夥結婚就更難了。私下裡，彩禮更高了。
談婚論嫁少不了彩禮，至於彩禮多少，那是人家男女雙方的事情，外人無權干涉。別說兩萬，就算二十萬，只要人家雙方樂意，誰能管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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